转轨期30年以来，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民营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并逐步凸显其优势，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应该说，民营经济发展见证了中国30年转型的历史，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还存在诸如规模小、融资难、市场准入标准杂乱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以产业结构为切入点，指出民营经济在第三产业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仍面临国有经济的激烈竞争；而在第二产业中，国有经济仍占较大比重。因此，文章认为，目前民营经济(尤其是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的发展更应该关注第一产业(尤其是农业产业化)，以进一步拓展其投资空间，这实际上是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文章主体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文献综述。文章对本文所涉及到的民营经济、民族经济和新制度经济等相关理论作了梳理，以作为本文分析的理论依据。 第二章，区域视野下民营经济发展与民族经济成长的相关性分析。该部分主要涉及以下问题：(1)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从这一历程反映国家政策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以此说明民营经济发展是国家制度变迁的结果。(2)民营经济发展优势。主要是与国有经济进行比较，显示民营经济发展的优势，以此作为本文将民营经济这一经济主体与民族经济结合的理论依据。(3)民族经济类型。民主改革以前，中国民族地区主要有四种经济类型；民主改革以后，各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制对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相应的问题。因此，民族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复杂性，这一点成为本文所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以“民族”为另外一套标准与“区域”划分标准配套实施的历史依据。(4)民族经济发展应以民族劳动者为主体。民族劳动者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享受的经济成果要比汉族劳动者少，这意味着，民族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不等于民族劳动者经济的发展，而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以“民族”为另外一套标准与“区域”划分标准配套实施的现实依据。(5)少数民族区域民营经济发展与民族经济成长的互动机制分析。文章通过民营经济和民族经济产业结构的分析，指出民营经济发展与民族经济成长的粘合点在于农业产业化，从而有效地实现民营经济与民族经济的互动发展。 第三章，民族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效应。首先，简要地概述了民族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然后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并指出民族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制度安排倾向于将资源用于非生产性活动，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民族地区资源丰富而民营经济发展反而落后这一“资源诅咒”现象。 第四章，凉山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与制度安排。共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凉山州民营经济发展状况。从统计数据来分析2000-2007年凉山州民营经济发展，得出凉山州民营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并指出其原因在于当地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决定制度安排偏向于国有经济发展。(2)政府意识形态偏好模型回顾。对邓宏图的政府意识形态偏好模型这一研究成果作简要归纳和分析。(3)模型检验。运用统计数据，并结合政府意识形态偏好模型来验证凉山州政府意识形态偏好收敛于国有经济发展这一结论。(4)凉山州民营经济发展新思维——制度安排。通过对制度安排1和制度安排2的分析，文章指出凉山州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思维应该表现为制度安排的改进。当然，在整个凉山州社会中需要改进的制度安排有很多，笔者从当前凉山州社会经济发展中比较迫切的四个层面(相互信任、族群融合、融资制度以及公平机制等)作了深入分析。(5)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制度变迁并不像技术变迁那样能够“复制”，文章指出了凉山州制度变迁需要注意的四个问题：制度变迁要适应凉山州的技术与环境特征；凉山州在制度变迁中要关注各种制度(文中的制度安排1和制度安排2)的相互作用，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是有效的制度安排；基于凉山州从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逻辑起点(初始条件)的考量、并考虑到彝族族群在凉山州经济发展中应享受到更多的成果，目前凉山州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远远大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当地政府应该提供一种激励个人将主要精力投入于生产性努力而非攫取性努力(非生产性努力)的制度安排。当然，文章所得出的结论对中国整个民族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