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探索历程自2005年始于上海,至2018年《关于规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管理的指导意见》出台后,相关的制度建构已初见成效。目前,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主要依赖于各个层级的规范性文件推进实施,存在基本依靠政策推动现象。这不仅导致现有规范的法律效力低下,而且有的政府文件与国家相关法律存在明显冲突,导致其在推行过程中面临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多元主体权责义务不明晰,签约服务内容履行不能,服务费用立法缺失,服务考评与监管的制度脱节,卫生资源配置难以向基层流动的难题。这些法律制度的瓶颈制约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其问题的根源在于医疗卫生领域立法不足、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缺乏制度保障,未从法律角度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各方主体权责加以明晰。深圳、宁波、北京等典型试点地区的探索实践显示,现有规范无法调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暴露的多元主体的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问题,对此,应当借鉴域外各具特色的家庭医生服务的有益经验。以古巴、英国、美国、荷兰、德国五个国家完善的家庭医生法律制度作为比较考察的对象,从体系化和规范化两个视角对我国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出法律对策建议,具体包括:明确界定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的各方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制定全国统一的准入标准,探索“按人头付费”与“按病种付费”相结合的混合型付费机制,完善家庭医生团队内外部考评监管等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