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习俗作为在长期生活历练中形成的群体性生活方式，是一种固化了的行为习惯模式，承载着丰厚的文化积淀，植根于社会成员的心理，对于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交往产生很大的影响，原则上政策的出台应顺应习俗的主流价值导向，不应和其相矛盾，否则会受到习俗的强制抵触。然而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现代文明的发展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转变，有些传统观念、生活习惯与现代社会的价值导向显得格格不入，已不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必须通过政策、法规进行规制。政策制定者们也根据实际需要大量制定了规制人们生活习俗的公共政策，但由于诸方面的原因，规制生活习俗类政策实际执行的效果却各不相同。本文选取规制生活习俗的两类案例——“限酒驾”和“限塑令”为研究对象，从“限酒驾”、“限塑令”的具体实施状况入手，通过实地调查、数据对比的方法对两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限酒驾”执行效果良好，初步实现了政策目标；而“限塑令”执行中困境重重，政策执行逐步偏离预期目标。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问题的缘由、研究的问题和相关理论概念，对规制生活习俗类政策的相关研究状况进行了详细述评，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研究思路；第二部分阐述规制生活习俗类政策的内涵，强调规制生活习俗类政策的特点以及生活习俗与公共政策的关系；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利用弗兰克·费希尔政策评估模型对“限酒驾”和“限塑令”的执行效果进行了评估分析；第四部分运用政策学相关理论对“限酒驾”和“限塑令”执行效果差异的原因进行深度分析；第五部分尝试提出“限酒驾”和“限塑令”的探索性制度设计，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如何有效规制生活习俗的启示。通过比较研究发现，酒驾引起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和生命财产的损失在“限酒驾”执行后明显减少，曾一度盛行的“酒桌文化”和不良饮酒风气也逐渐得到转变，而作为“白色污染”之一的超薄塑料袋在“限塑令”执行后依旧充斥着整个市场，挑战消费者多年消费习俗的“限塑令”逐步面临“失灵”的境地。笔者从政策学的视角出发，从体制内和体制外两方面分析了两者执行效果差异的原因：就体制内而言，政策本身的特性、政策执行主体的水平以及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外部性效应截然不同；从体制外来看，“限酒驾”的实施得力于社会舆论的支持和民众的积极响应，使得规制饮酒习俗的成本大大降低；而“限塑令”的失利归因于社会主流价值意识的抵抗，由于缺乏相应的宣传监督机制，使得改变人们消费习俗的成本无法衡量。最后，本文尝试提出如何有效规制生活习俗的政策建议：规制生活习俗类政策由于挑战的是根深蒂固于人们心底的习俗文化，除了在实际操作上要有一定的技术可行性之外，还须重视成本—效益的比较，同时要在正确对待和处理好与原习俗文化关系的前提下，构建相应的宣传监督机制，加大意识形态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