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虽然本身不具有强制性,但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着所有人,包括精英决策团体,如公司董事会,影响其感知、解释信息以及与他人的联系。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机制当中最重要的决策团体,对重大战略决策和财务决策的制定以及高层管理人员的雇佣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承载着出资人对公司经营管理者的监督责任,是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中两权分离后所有权与经营权关联的重要环节。而董事会的有效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和心理过程,文化会对这一群体运作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文化多样性作为多样性的内在种类之一,董事会的文化多样性将会对公司的治理产生重要的作用。盈余管理作为公司治理当中的一项重要的财务政策,从有效契约的角度看,适度的盈余管理行为可以使企业灵活地面对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刚性,降低契约成本,提高企业的价值。从资本市场看,适度的盈余管理可以尽快、尽多地传递内部信息,是减少沟通障碍造成的信息滞导的有效手段。但是,过度的盈余管理完全是一种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会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因此,研究董事会文化多样性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现有的研究大多选取公司层面的单一特征或多个特征,通过实证分析其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以2008年至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Hofstede文化框架的基础上,选取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男子主义(Masculinity)和长期导向(Long-term Orientation)这五个维度的文化特征来构建中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文化多样性综合指数并进行定量分析,建立了一个公司层面的动态连续地衡量董事会文化多样性的综合性指标。并以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为基础,在控制其他已知因素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董事会文化多样性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本文构建的董事会文化多样性综合指标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文化多样性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在分别利用真实盈余管理作为盈余管理计量方式和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异方差处理的稳健性检验之后,这种负向的作用依旧很显著。说明中国资本市场的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增加董事会的文化多样性来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本文的研究可以为上市公司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