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可持续是未来牧区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我国于1999年开始推行退耕还林还草生态工程,开启了生态保护建设的新篇章。2003年,国家对“退牧还草”生态工程试点推行,2011年,在“退牧还草”生态工程建设的基础上,推出了草原生态奖补机制,对生态保护建设进行了制度化的规范与确立。草原生态工程建设及相关保护措施对我国草原植被的恢复,生态环境的改善大有裨益,因此,生态工程的效益评估成为诸多文献研究的重点。就“退牧还草”生态工程而言,一般研究可以分为“退牧还草”实施中、“退牧还草”实施后两个时间段。在实施初期主要探讨如何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工程执行、牧户对生态工程的反映度、参与度等;在实施后期,主要讨论生态建设的成效,如经济效益、社会影响、产业发展、总体效果评估等。从牧户细节层面看,主要集中于获取生态补偿与替代性生计选择等问题。目前,工程建设的生态效益得到初步肯定,但是,工程实施中暴露的问题也同样值得重视,如禁牧工程的开展究竟有没有起到预定的目标效果等。总体看来,文献研究的成果肯定了生态环境的恢复,但不同区域存在的差异问题有待深入探讨。甘南牧区与其他牧区相比,生态环境更脆弱,居住环境、人文因素更复杂,在以往的研究中,较少涉及青藏高原牧区的工程建设与微观生计等方面,因此,本文在甘南牧区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就草原生态保护对牧户生活影响提出如下关注重点:第一,草场生态保护多以工程方式实施,牧民作为直接的参与者、感受者,满意度可以反映生态保护对牧民生活的影响,间接说明牧民视角下工程实施的总体效果。本研究首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牧户的满意度进行了全面的路径分析,将牧户对草原生态环境的认知因素、对草原保护政策的理解、牧户生计灵活性等进行了路径规划,共同体现了牧民对生态工程的满意水平。在结果类潜变量设置中,采用牧户的满意度作为反映变量,测量了整体工程的建设效果。说明牧户视角下,生态工程的建设效果良好,但是在直接效应中,牧户对工程建设的理解度、牧户对草原生态环境的认知因素都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该结果说明,尽管牧户对于生态政策的执行效果良好,但是,国家在牧区应当及时树立环保信念,从宣传层面入手,将草原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传达给牧民。只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有效时,才可以真正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满意的双赢效应。第二,就牧户生计问题而言,牧民仍然习惯放牧生活,虽然替代性生计措施在农牧交错区有了初步成效,但是通过分位数回归分析,明显可以看出,生计水平的高低,并不取决于替代性生计方式的选择。以外出务工为例,农牧交错区公路沿线的牧户,开始具有外出务工的行为,但是整体收入仍然低于纯牧区牧民的放牧收入,即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牧民因减畜造成的收入困境、弱化了机会成本损失造成的生计风险,但是并没有形成可靠的收入增长点。纯牧区和农牧交错区现有替代生计的选择,使牧户面临了语言、风俗、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挑战。最好的解决方式存在于发挥牧区整体经济优势,创造切实可行的增收渠道。牧户根植于草原,寄希望于草原,更应该在环保工程措施大力开展的基础上,推行舍饲养殖、棚圈养殖、规模化经营,牧场流转等,以推动草食畜牧业的深度发展。实证过程发现,纯牧区和农牧交错区的生态补贴差距较大,前者由于禁牧工程推行面积广,补偿明显多于农牧交错区,但减畜水平与草畜平衡水平却不够理想。可见,禁牧并没有取得预想效果,因此,在对纯牧区进行草原保护建设时,应该从牧民收入角度出发,多采用轮牧、休牧,鼓励牧民棚圈养殖。综合看来,牧户生计水平受到减畜水平、补贴水平、家中人口数量、有无外出务工、有无工资性收入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与之前文献的观点略有不同,本研究认为,青藏高原牧区不适宜推广以外出务工为主的替代生计,该种方式一是无法满足牧户减畜造成的经济损失;二是因为牧民多是被迫外出务工,务工热情无法长久维持,间接影响生态保护的总体效益;三是对于坚守草原、长期以放牧为生的藏族牧民而言存在诸多挑战。因此,为了牧民生计的改善与生活选择方式的增加,需要开辟新的增收途径,即符合牧户生计方式又能坚持草畜平衡的发展方式。第三,本研究在上述论证和实证分析基础上,对牧民视角下的环境价值进行了测算,希望通过测算结果反映牧户对草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认知。鉴于国家对牧区生态保护付出环境成本是基于草场正外部性的估价,生态环境成本的支付要远超出牧户微观视角下的环境价值。通过调研明显看出,牧户在获取相应的补偿收益后,对草场生态保护较为关注且拥有一定的支付意愿(这部分支付意愿主要用于人工种草等)。笔者以牧场生态环境特性筛选出草原生态重要的三种属性,并且对三种属性进行了不同方式的组合与支付水平的测算,牧户最高支付意愿为80元/年左右,验证了牧民对于环保支付的可能性。牧户视角下,案例区的环境价值约为106220元,该数据说明一是牧户环保支付意识不强,对环境价值没有足够的重视;二是牧户受收入水平所限,只能提供的低水平的支付金额,如果加入市民或者其他社会群体,才可能体现整体社会的支付意愿。但牧户现有支付意愿说明,他们已经具备一定的生态保护意识,如果国家加大宣传引导,鼓励牧民主动参与草原生态保护,可以促成牧区生态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根据上述三方面的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与政策启示:牧民对“退牧还草”生态工程与草原生态奖补政策没有明显的区分意识,但是更乐意接受奖补政策推行期间所采用的工程手段和补偿标准。就牧户满意度而言,草场生态保护对牧户生活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改善了牧民生活环境,另一面却限制了其放牧数量,导致牧民生计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总体看来,草原生态保护工程实施效果良好,牧民没有因为减畜造成巨大的生活负担,对工程满意度较高。就牧民生计而言,生计水平的提高仍然是牧区发展的主要问题,尽管补偿金额较为充足,但是由于牧区产业结构单一,牧户生计选择范围有限,没有形成可靠的增收渠道,致使牧民对补贴依赖程度较高。研究发现,牧民对外出务工热情不高,务工等生计策略的增收效应并不明显。需要在推行生态工程建设的同时,寻求适合牧户增收的新途径。目前阶段,牧户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生态保护常识,具有一定的补偿支付意愿,但是限于生活水平,无法提供充足的支付金额。所以,牧区需要在政府引导和牧民主动参与的前提下,共同保护草场环境,促进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仍需注意:谨慎禁牧政策的选择使用,多使用轮牧和季节性休牧制度;寻找符合牧户习惯与预期的替代性生计方式。就目前环境看,牧区适宜的经济发展方式,仍是以鼓励牧民坚守草原为主,辅之政府提供的技术培训和指导,开展多元化经营。同时,有效推动牧区草场的流转、棚圈养殖、舍饲养殖,提供规模经济发展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