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以其独特内容和行文风格，一直是文学史关注的焦点。在流传过程中，时有学者对其做批、做注，一度使研究《世说新语》成为“显学”。而《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与《三国志》裴松之注、郦道元《水经注》及《文选》李善注并称“四大古注”，在义庆原文的流传过程中，其注文与原文早已合而为一，为后世批注树立了光辉典范。在刘孝标为《世说新语》做注之前，南齐人敬胤也曾为其做注，这是对《世说新语》最早的注文。敬胤注的原貌今已不可见，只在宋人汪藻《世说叙录·考异》中残存五十一条，其中十一条无注，四十条有注。刘孝标，生于刘宋末年，卒于萧梁中叶，其注的成书年代，综合考察孝标由魏入梁、在梁做官及东阳授书等各个阶段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测，孝标早期的寺庙生活经历为其文学创造打下了深厚基础，其在典校秘阁时开始接触大量典籍正是做注的黄金时期，而独居东阳时，是孝标为注文做修补和完善工作的时期。综观敬胤注与孝标注，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著的。敬胤注不惜笔墨，动辄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以致偏离意愿；且所列材料出处不明，行文舛误难读；而孝标注力求简洁，一目了然；且引文严谨，便于检索。正因如此，敬胤注并没有流传下来，孝标注一出，便湮灭无存了。然而，敬胤注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它毕竟是对《世说新语》最早的注解，其中保存下来的文献材料，尤其是人物谱系官职方面的内容，是后世研究必不可少的，且其毕竟年代早于刘注，对刘注中未曾涉及的文献信息，二者正可互补。从刘义庆《世说新语》的成书背景及内容，到孝标本人的生活经历，再到当时“以书注书”风气的盛行以及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大获成功，我们就不难理解孝标为何没有采用严肃的逐字逐句解释原文的注释方法，而是采用了或引用典故、或补充背景的方式来为《世说新语》做注了，这种形式的注文，不仅使义庆原文的内容更加丰富和立体，客观上更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其多方面的价值。总的来说有五个方面，其中文献价值最为突出。在保存文献方面，通过考查孝标注文所引之书在《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中的著录情况可以得知，孝标注所引之书，除经部之外，大部分在宋代之前就已亡佚，其中人物传记散佚情况极为严重，几乎达到了“十不存一”的地步；在辑佚方面，孝标注虽然大部分引文未能保存全书的原貌，但它毕竟提供了一个管窥当时藏书情况的通道，从现存的引文，我们可以推测全书的原貌，甚至可以整理已亡佚的部分书籍，让它们从茫茫书海中重现身影；在校勘方面，与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铭汇编》相对照，多处可资校勘，如据刘注可补谢鲲墓志，据张苍梧墓志可知刘注引此内容时并未引用全貌，而是截取其中一段，等等；另外，对于《晋书》，刘注也有着较高的校勘价值。除此之外，刘注在史学、文学、哲学、注释学方面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综观孝标对《世说新语》之注文，既博且精，注书之法严谨有序，实为后世注书之典范，然而，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并非尽善尽美之处，如缺少词语训释导致后世无法准确理解原文及注文内容，注文所表现出的思想并不是那么开明和进步，等等。对于这些不足，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客观的对待，既不能因崇古而忽视，亦不能为标新而夸大。义庆原文与孝标之注，共同造就了《世说新语》的精彩与珍贵，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艳丽的彩虹。相信将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会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隐藏在《世说新语》中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