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社会”由法国思想家、情境主义国际创始人居伊·德波(Guy Debord,1931-1994)于1967年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提出,德波针对我们这个商品社会与媒介时代交互产生的“景观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洞察,就役人于无形的景观作出了深刻的批判,该理论也被称为媒介时代的“资本论”;在20世纪五十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景观”直接诱发了热切拥抱商业与媒体文化的波普艺术之产生,与此同时,在先锋艺术领域,一些编导式摄影艺术家坚持着对景观的洞悉与质疑,这些观念摄影艺术家继承了博伊斯(Joseph Beuys,1921-1986)以来先锋艺术的观念—艺术活动介入社会生活,达达艺术的挪用、并置等美学策略,他们像1960年代法国的境遇主义者(境遇主义者参与的情境主义国际是孕育“景观社会”理论的母体)一样,套用景观媒介的外观创作出了一种“反景观社会”的艺术。　　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动力,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人们物质生活日渐丰裕,各种媒体(包括招贴、广播、电视、网络等)随之兴起,中国也步入了景观社会。19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家用画笔和新的媒介形式挥别了1980年代“新潮美术运动”乌托邦色彩的宏大叙事,开始转向关注日常生活、表达个人都市体验,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思想敏锐的本土艺术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份具有人文关怀与批判意识的“反景观社会”视觉文本,他们以“编导式摄影”的方式思索了中国“景观”背后隐藏的种种尴尬。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文讨论的几位艺术家及其作品,本文首先陈述了景观社会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发展脉络,介绍了北美和中国大陆反“景观”的编导式摄影同艺术史和文化思想史的上下文关系,以此为前提,来逐一讨论文中几位艺术家们反“景观社会”视觉文本的关注对象,具体分析了这类反“景观社会”摄影是如何通过挪用景观媒介、戏仿等方式来表达批判性与警示意义的。文末,本文也指出了这些图像艺术在一般展示空间—美术馆或画廊—中宣传效应的局限,设想在“云时代”,通过再次“借用”景观的技术媒介—如:电视、因特网、移动网络等,使这些“反景观”的视觉文本传播得更广,从而增强人们对“景观社会”的认识与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