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伴随混乱的政治局势的是知识分子思想的异常活跃。在寻求救亡图存的思想道路上,知识分子们各有主张,其中“批孔派”人十,诸如章太炎、胡适、钱玄同、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毛子水等人的观点影响较大,他们把中国的败落归因于儒家思想文化对国人思想的束缚,因此极力贬斥儒学。这种观点达到高潮的表现就是“五四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但在激烈的“批孔”高潮之后,他们纷纷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来反思自己的“批孔”观点：章太炎不但澄清当年是“激而诋孔”,而且成立国学讲习会讲授儒学,“粹然成为儒宗”。胡适先是基于社会功用性来“批孔”,后又通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而肯定“孔子是一位具有伟大人格的儒家学者”。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认为“民主、科学”与“孔教”格格不入,必须严厉批孔,但他晚年经过反思,认为应当“重新评定孔子的价值”,其结果是肯定了儒学作为非宗教迷信思想的价值和孔子创建礼教的贡献。李大钊的“批孔”具有选择性,充分肯定孔子之为圣哲且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曾做出过重要贡献,而对孔子留下来的道德伦理则持保留态度。钱玄同曾激烈地提倡“废孔学”,甚至认为不废孔学,会有亡国灭种之危险,但反思过后,他认为应该改变之前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毛子水在“五四运动”中曾称“道德孔孟”是“魔鬼”,应该将之“驱逐净尽”,但随着对《论语》一书研究的深入,中年以后他认为伊藤仁斋评价《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的观点是非常公正的。二十世纪前期“批孔”思潮的最大特点是严厉的批判和及时的反思。“批孔”人十们在严厉批判孔子及儒学之后,往往又都能及时反思自己在批判过程中的问题,进而修正自己的观点,对孔子及儒学持“去糟粕,取精华”的态度,肯定孔子的历史功绩和儒学思想中有益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