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作为我国第一大流域,是维护国家生态健康安全、确保长江经济带绿色健康发展的重要屏障。为解决由于环境污染、过度捕捞等因素所造成的长江生态环境透支问题,国家三部委联合印发《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明确指出2020年底以前,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实施10年禁捕。长江流域禁捕补偿政策的颁布实施是我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但同时也意味着长江数十万渔户失去原有生计手段。为保障退捕渔户生计,中央政府确定了“地方为主,中央奖补”的禁捕补偿机制,以现金补偿的方式对渔民网具、渔船、捕捞许可证等进行回收,各省市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配套就业培训、社会保险、住房安置等保障措施。然而,在政府要生态和渔民要生计的现实背景下,两者之间仍可能存在激励不相容问题。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对退捕渔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渔户对禁捕补偿政策的主观态度如何,都是反映政策成效的重要指标。科学评估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绩效,对禁捕后续相关政策的改进完善,实现长江生态保护与渔户生计保障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已有关于生态补偿政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核心,同时基于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顾客满意度理论和综合评价论等理论构建了一套适用于长江流域禁捕补偿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贵州、湖北、安徽、江苏四省份的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首先通过构建长江退捕渔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流动性矩阵,从生计资本的总量、结构和流动性三个方面分析了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对渔户生计资本造成的影响;其次采用二元Logistic和无序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渔户对生计策略选择及转化的影响因素;最后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生态认知、政策认同、信息掌握、补贴时效、生计资本和生计结果六个变量与政策满意度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展开了探索性研究,探究引致高政策满意度提升路径。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对渔户生计资本具有增长效应、补偿效应和社会效应。增长效应体现在渔户生计资本存量的提升,生计资本总指数中位数由0.102显著提升至0.221,具体表现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数显著增长。其中人力资本指数中位数由0.229提升至0.501,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指数中位数分别由0.106、0.258和0.374提升至0.145、0.332和0.530。补偿效应体现在生计资本结构的优化,生计资本模式由心理资本主导型向总体均衡型转变。耦合协调度指数中位数由退捕前的0.493显著提升至0.597,生计资本失调比重由52.91%下降至24.74%。社会效应体现在渔户群体贫富差距的缩小,表现为退捕前后生计资本较高流动性。其中,低等生计资本组和中低等生计资本组表现出“低开高走”的流动性特征,中等及以上生计资本组流动性特征则表现为“高开低走”态势。生计资本流动性的卡方值和惯性率分别为1.348和0.269,表明退捕渔户生计资本整体流动性水平较高;相对流动比率为1.000,表明生计资本向上流动的退捕渔户比重等于其向下流动的渔户比重;平均位次变动幅度为1.742,说明多数退捕渔户生计资本的流动性表现为越级变迁。此外,不同地区间政策效应存在一定异质性。安徽省退捕渔户各项生计资本指数及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指数均得到显著提升,生计资本的流动性最高;江苏、湖北省退捕渔户心理资本指数显著下降,退捕前后金融资本指数、生计资本总指数及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指数无显著性差异,且江苏省生计资本流动性相对较低。（2）生计资本对退捕渔户生计策略决策和转化均产生显著影响。本文根据雇主稳定性将渔户生计策略划分为“短期兼职型”、“单方长雇型”、“双方长雇型”和“自主经营型”四种类型,其生计资本水平从高到底依次为自主经营型（0.413）,双方长雇型（0.300）,单方长雇型（0.245）和短期兼职型（0.173）。在生计策略决策中,人力资本对渔户选择短期兼职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选择单方长雇型和自主经营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资本对渔户选择单方长雇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选择双方长雇型和自主经营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金融资本对退捕渔户选择双方长雇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自主经营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物质资本对选择自主经营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向高质量生计策略转化中,健康状况、就业培训、工作收入、贷款和干部亲密度在渔户由短期兼职型渔户向其他三种生计策略类型转化中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就业培训始终是影响渔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指标,在向三种生计策略类型转化过程中均起到了显著正向影响。此外,养老保险和存款在渔户由短期兼顾型生计策略向单方长雇型和双方长雇型生计策略转化中分别具有显著负向影响。（3）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是引致渔户高政策满意度的核心因素。存在引致高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两种条件组态,分别为生计资本*信息掌握*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补贴时效*生态认知。其中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是影响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在提高禁捕政策满意度中发挥核心作用,生计资本和生态认知在各自组态中发挥辅助作用。存在四种引致低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条件组态,分别为生计资本*～补贴时效*生态认知、～生计资本*信息掌握*政策认同～补贴时效、～生计资本*～信息掌握*～政策认同*～补贴时效、～生计资本*～信息掌握*政策认同*生态认知。其中,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的缺失在各自路径中均发挥了核心作用,使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验证。综合条件因素的可控性,加强政策的宣传力度和提高补偿资金发放时效是有效提升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最佳策略。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在后续禁捕工作中应加强禁捕监管力度,完善渔业相关制度,巩固禁捕积极成效;强化生计资本建设,加强多方积极联动,改善就业创业环境;坚持政策宣传和补偿资金发放工作并行等政策建议,以期为实现长江生态保护和渔户生计保障的双重目标的有机结合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