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儒学由孔子开创,孟子与荀子分别对孔子的思想在不同的路向上进行了引申和发挥,孟子着重对善的本原性问题进行了探讨,重视善的内在体认与自觉,开创了心性儒学的路向,为后来的宋明理学以及现代新儒家提供了思想资源；荀子则着重对善的现实化和普遍化问题进行了探讨,重视善得以实现的外在力量,开创了经世儒学的路向,对西汉儒学的产生及其发展皆产生了深远影响。荀学与西汉儒学之趋向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礼、法关系上,荀子通过对先秦儒家关于礼、法思想的批判和总结,将礼、法结合起来,以礼释法,以礼作为法的根本内容和价值取向；以法纳礼,以法作为礼的根本形式和实现途径,提出了礼的法典化的主张,西汉儒学在其发展趋向上体现了对荀学的回应。首先,汉初儒家在对秦代法家思想和流行于汉初的黄老道家思想的批判的过程中,在礼、法关系上实现了向荀学的回归。法家舍礼义而惟有刑法,最终导致秦王朝短命而亡；黄老道家虽与儒家一道批判了法家严酷的刑法制度,但却主张因循旧制,无为而治,故而无法应对汉初复杂的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汉初儒家提出“定经制”的思想,主张以儒家的礼义之道来建构国家的政治制度,继承了荀学的礼法思想。其次,西汉中期,儒学取得了独尊地位,礼法制度的设想得到了实现,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优势日益突显,西汉儒家积极地对礼法制度在现实运用中的方法进行了探讨,对荀学的礼法思想进行了发展。再次,随着礼法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应用和深入,其问题和弊端也日益暴露,发生于西汉中后期的盐铁会议,对礼法制度能否胜任当下政治生活这一问题进行了反思,体现了西汉儒学对荀学礼法思想的批判性回应。第二,在儒士精神上,荀子在继承儒士以礼义之道为其道统精神的基础上,大力倡导了儒士积极入仕为政的政统精神,并将两者统一起来,认为儒士的礼义之道正是要建立和维护统一、有序的礼法制度和政治秩序,而儒士也惟有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方能实现其道统理想,西汉儒学在其发展趋向上体现了对荀学的回应。首先,汉初儒家一方面批判了秦代官吏道统精神的丧失,另一方面又在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之中,继承了秦代“以吏为师”和对“士”政统精神的发扬,并将两者统一起来,展现出对荀学的回归。其次,西汉儒家在坚守儒士道统精神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儒士的政统精神,逐渐突出儒家思想的功效性,并使儒术取得了治世中的独尊地位,对荀学思想进行了发展。再次,西汉儒学在推动儒士政统精神的同时,儒术以其功效性受到了统治者和知识界的推崇,然而其结果却一方面导致了儒士功利主义的滋长和儒士道统精神的衰弱,另一方面由于以功效性为选取儒术的标准,故而当儒术不能更好地带来当下的政治利益和行政效益的时候,便产生了对儒术功效性的怀疑,为此,西汉中后期的盐铁会议对儒士的政统精神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儒术的功利主义进行了反思,体现了西汉儒学对荀学关于儒士精神问题上的批判性回应。第三,在性、命关系上,荀子视人的先天情性和现实的物质基础为不可选择与避免的“天命”,既承认了其合理性,又认为两者由于存在着内在矛盾,故而有“顺是”为恶的趋势,因此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通过将天命道德化、规律化,最终实现天命与人性的两得,西汉儒学在其发展趋向上体现了对荀学的回应。首先,汉初儒家一方面批判了秦代法家的“以人灭天”的思想,主张要对人的先天情性以尊重和合理地满足；另一方面又批判了黄老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的思想,认为应该积极地发挥人道的作用,对并不完善的天命以批判性的引导和改造,故而最终提出了“天人相参”的思想,实现了对荀学的历史继承。其次,西汉儒家继承了荀学“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荀子将天命道德化、规律化的引导和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将天命权威化,解释天命,并利用天命,对荀学的性命思想进行了发展。再次,荀子针对天命中存在的人的先天情性与现实物质基础之间的矛盾,提出“制天命”的思想加以解决,但是随着西汉社会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长,人的情欲也在逐渐膨胀,故而天命中的内在矛盾又再次显现出来,即当物质财富得到增长,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满足人的情欲的时候,人的先天情欲是否还需要节制?礼义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为此,西汉中后期的盐铁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思,体现了西汉儒学对荀学性命思想的批判性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