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经济损失作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呈现出前沿性、交叉性、复杂性等特性,在救济上一直令人困惑。几乎在所有立法例中,合同法一直是救济纯粹经济损失的主要且最优手段,侵权法则只能提供十分有限的救济。然而,随着纯粹经济损失样态日益增多,我国规范层面和审判层面都显现出救济的弊端与缺欠:在规范层面,合同规范对纯粹经济损失的救济有限,而需要向其他法域尤其是侵权法迁移,但侵权特别法在适用上有所缺欠,这又须依赖一般条款对纯粹经济损失的受保护地位和受保护模式予以明确的支持。在此,侵权法一般条款的处理即为纯粹经济损失救济的关键点;在审判层面,通过对多份裁判文书的分析,可归纳出法院在处理纯粹经济损失案件时的欠妥之处,即在纯粹经济损失的识别、认定、能否受侵权法保护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以及责任认定标准上有所缺欠。同时,日益多样的纯粹经济损失为何会超出合同法救济范畴,为何亟须迁移至侵权法领域,以及侵权法又该如何发挥其补充救济功能,都是待决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又会引致对侵权法完整救济路径必要性、侵权法规范模式和构成要件、具体规范类型等的探讨。别水之址,可以厚己。通观比较法视野下的合同救济与侵权救济路径,可得出救济纯粹经济损失的两方面经验:一是纯粹经济损失的两种救济路径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互博弈与弥合的关系,合同救济路径因受到自身制度限制,而在扩张道路上徘徊不前,侵权救济路径则借着内部责任控制手段的多样性,缓和了赔偿限制,从而发挥对合同管辖范围外纯粹经济损失的补充救济功能;二是虽然两路径在内部机理与救济程度上存在差异,但都将责任认定的侧重点放在因果关系之“可预见性”与注意义务要素上。比较法的经验借鉴对探寻我国纯粹经济损失侵权救济的出路以及合适的责任限制要素大有裨益。合同救济路径与侵权救济路径相互博弈下的界分与侧重,又引申至纯粹经济损失侵权救济路径的必要性分析。分三个理由予以论证:一是合同法救济纯粹经济损失存在固有缺陷,尤其是合同的缺乏以及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限制;二是侵权法塑造和修正损失分配方案的法定功能在纯粹经济损失救济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是对纯粹经济损失如何进入侵权领域以及侵权法如何进行选择性保护的阐释,前者源于侵权法引入的可预见性标准所具有的扩责作用,后者则依赖侵权法内部的构成要件设置。以上述经验借鉴与理论证成为基础,本文提出了在解释论上完善我国纯粹经济损失侵权救济一般理路的建议:其一,对纯粹经济损失在我国侵权法一般条款中的受保护地位与内涵作出阐释。其二,对一般条款保护模式的属性进行判断,并作出适合我国本土的模式选择。其三,在动态系统理论的指引下,以侵权法构成要件为切入点,进行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责任认定之要件要素的细化。从以上三个层次对前文困境作出回应,也为侵权救济路径的后续任务搭建基础框架。在上述一般框架下,本文又重申了设立类型的必要,认为对具有典型共性的纯粹经济损失案件作出归纳,能够给予法官更精确的指引。在类型上,暂且划分为四类,并就每个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予以阐释,从而形成开放而富有弹性的救济路径。一言以蔽之,全文的探讨都旨在最终形成本土化的“一般条款+构成要件下细化的责任要素+类型化”的纯粹经济损失侵权救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