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势头日益强劲。翻译的“文化转向”被认为是现代翻译研究的主要趋势,它使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范围,而是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社会以及历史背景下。传统翻译研究中的源文本为中心的方法已经向目标文本转变,也就是说,原本根深蒂固的概念,如对等、直译、意译等已经不再为翻译研究重点关注。翻译研究重点已转向翻译的社会、经济、文化方面。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翻译理论,其中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的改写理论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新颖的理论框架。他的改写理论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翻译是对源文本的改写,是由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操纵的,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是调节或操控源文本使其与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以及权威的期望一致。勒菲弗尔强调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以及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他的理论为翻译实践和翻译现象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迄今为止,大量翻译研究都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很多中国学者也将改写理论应用到翻译研究中来。但是,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这一控制因素上,而其他两个方面,诗学和赞助人则很少有人问津。即使有些研究也涉及诗学,但也只是对社会主流诗学的研究。然而,诗学不仅仅包括主流诗学,还涉及到译者的个人诗学,而个人诗学经常被研究者们忽略。因而,本文尝试阐述诗学这一控制要素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当然这是以译者的个人诗学为中心。文中作者回顾了前人对诗学这一概念的各种界定,并进一步分析了勒菲弗尔所提出诗学概念的两个组成部分,这在其理论中未得到详细阐述。在此基础上,作者以Uncle Tom’s Cabin中译本为对象,研究译者的个人诗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本文作者试图通过较为详细的诗学概念的梳理,从而揭示译者的个人诗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希望这一研究能对改写理论中的诗学操控因素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译者的主体性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