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同盟之一，自二战结束以来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冷战后，随着国际格局的转换和美日国家战略及对外战略的调整，美日同盟关系也在不断调整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增长，崛起的中国对冷战后的美日同盟的影响与日俱增。本文按照冷战结束至21世纪初期、“9.11”事件至布什政府任期结束、后金融危机三个时段，分析美日同盟的演变以及中国的权力变更对此产生的作用。　　在冷战结束初期，随着苏联的解体，其作为美日同盟共同的敌人和结构性压力的来源已不复存在，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美日两国对同盟存在的意义产生了怀疑。本文分析了这一时期美日同盟内部经济矛盾的深化、日本威胁论的兴起以及日本大国意识的膨胀对同盟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及随着美国单级霸权的建立、双方贸易摩擦的缓和，促使双方对同盟的战略目的进行重新界定，建立了针对冷战后亚太局势变化的相互协同和联合作战的安全保障体制。但受到日本经济挑战和中国89政治风波的影响，这一阶段同盟关系的演变主要是两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整体战略的考虑，中国开始崛起的态势的影响相对此后的两个时期依然是偏弱的，但已经成为美日同盟演化的转折性因素之一，防范中国已经成为美日同盟得以持续维系的新的“共同目标”之一。　　911事件后，美日同盟得到了明显的强化，本文分析了尽管恐怖袭击导致美国战略的变更以及日本对美国战略改变迅速作出配合对美日同盟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应当看到这一时期是中国逐渐加快崛起步伐，成为最为世界所瞩目的崛起大国的关键时期，中国在军事、经济等关键方面的权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改变了东亚地区乃至全球的权力态势，并使中国成为美日同盟防范的重点。对此，美日双方不约而同的加强了对中国的防范。就美国方面而言，防范中国，应对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挑战是其对美日同盟的调整的主要战略意图。美日同盟的加强有着明显防范中国的意味，是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中国因素已经开始发挥比前一时期更加重大的作用。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格局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以经济与军事实力为主干的中国的国家实力明显产生了绝对与相对的上升，而国际体系的主导霸权美国呈现出相对下降的态势。本文分析了这一阶段美日同盟加强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强势崛起，中国的权力作为结构性变量，其对于美日加强同盟的解释力明显超过了其他变量，这是这一阶段与冷战后前两个阶段最重要的区别。在这一阶段，随着奥巴马政府依据美国下降的相对实力制定的全球战略与对外政策，原本作为一个军事同盟的美日同盟，在强调军事意义的同时，更加强调共同意识形态、认同、机制与应对全球性议题的作用，美日同盟实现了美国主导之下功能上的“升级”。　　最后，本文分析了中国作为美日同盟加强的结构性因素，其自身的国家安全，受到美日同盟的极大影响，中国的崛起受到了很强的结构性阻力，尽管大国战争在核威慑与相互依存的时代可能性已经降到最低，但中国与美日同盟的(结)构性矛盾与美日同盟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将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