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的“增长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就经济总量的增长而言,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但就资源的利用效率来看,由于长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中国却是缺乏效率的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片面强调GDP量的增长,而忽视了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因此,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一,是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即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其二,是由于片面追求GDP量的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即经济增长的环境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考察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绿色经济效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情况。本文尝试将资源和环境因素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构建一套涵盖环境污染、生态资源和自然灾害三大方面的环境综合质量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一组反映各省份环境综合质量相对好坏的环境综合指数,利用该指数对传统GDP进行调整测算出绿色GDP,并以绿色GDP代替传统GDP作为产出指标,对经济增长施加资源和环境约束。在深入分析经济效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三阶段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相结合的方法,从对外经济开放度、经济社会结构、政策制度、人口结构和环境投资五个方面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测算出剔除外部影响后的绿色经济效率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主要结论如下：(1)环境综合质量较好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较差的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三大区域中无论是区域内省份的差异还是时间变化趋势,东部地区都最为稳健,中部和西部地区则显得较差；环境综合指数由高到低依次为东、中、西部,西部与中部地区间的差距正逐渐缩小,而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2)外部环境因素对我国经济效率存在显著影响,忽略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对效率的影响会高估我国的经济效率。外资依存度对效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贸易依存度对资本利用效率有提升作用,而对劳动力利用效率则存在降低作用；国有产权结构对效率的提升存在阻碍作用,城镇化水平对资本利用率有负面影响,对劳动力利用率则由正面影响；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程度对经济条率的提升均有正向影响；老龄化程度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对效率有促进作用,但显著性水平较低；环境投资对效率存在正向提升作用。(3)经过调整后的中国经济的传统和绿色经济效率值都较低,效率损失普遍存在,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较低。绿色经济效率相比传统经济效率有所下降,主要是受西部地区的影响。西部地区在各个时期的绿色经济效率均低于传统经济效率,而东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均高于传统经济效率,中部地区两者则比较平衡,没有明显的差异。三大区域的绿色综合效率基本保持稳定,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期间小范围的波动或是受外部政策或经济因素的影响。(4)平均而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各项分解指数均小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但两者差距逐渐缩小,我国环保工作有所成效。东部地区无论是传统全要素生产率还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处于上升态势,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出现下降,中部地区的下降幅度比西部地区更大；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受技术进步推动的,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出现技术倒退的现象,但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并没有朝着清洁技术的方向发展。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技术革新者”的角色,中部和西部地区主要是对东部地区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应用,但效果并不理想；中部地区处于规模不经济的阶段,而东部地区由于技术进步的支持,扩大生产规模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西部地区传统意义上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但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后,由于缺乏技术进步的支持,处于规模报酬不经济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