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学术界，将叙事学导入新闻学的研究尝试已经不少，并相继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如李岩的《媒介批评》、曾庆香的《新闻叙事学》、何纯的《新闻叙事学》、潘知常与孔德明主编的《讲“好故事”与“讲好”故事：从电视叙事看电视节目的策划》等。这些研究多偏重于新闻业务和新闻理论方面，而在新闻史方面，则没有。当然，也有学者另辟蹊径对中国新闻史进行新的解读，如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雷戈的《第三种历史--一个历史新闻学的文本》等。然而，从叙事学的视角对中国新闻史范式的研究尚无先例，虽然有的学者曾经提出并呼吁从符号学、叙事学的角度对中国新闻史作新的探索与研究，但践行者寥寥。笔者试想原因有几点，一是叙事理论本身复杂难懂，用该理论很难将新闻史的一些问题说得清楚；二是新闻史的研究问题积重难返，即使问题都浮在表面为人所诟病，但当前尚没找到较好的可行的解决方法。作者不揣浅陋，意欲引入叙事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中华民族新闻史的研究现状作一点浅显的思考，希望能对其出一点微薄之力，哪怕观点错误，言论荒诞，惟求能带来一些启迪与思考，也达成所愿。 借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全文用中国近代史的三种范式即革命化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的视野对中华民族新闻史的研究进行考察，其中对第一种范式革命化范式着墨尤多，因为这种范式也是当前在新闻史学界运用得最普遍，影响最甚的一种。运用后两种范式的新闻史著作不多，而且笔者试将两种范式整合在一起，作为一种新路径的尝试。此外，文中还增加了社会学范式这一视角，这亦是当前史学界呼声甚高的一种史学研究范式。 关于本文的研究路径，也有过一次转变，即从新闻史学研究向新闻史学史非研究的转变。从史学著述上看，先有《春秋》、《史记》、《汉书》一系列史学著作后，才有总结史学性质的《文心雕龙·史传》、《史通》一类著作。西方的史学理论著作，如鲁滨逊的《新史学》的第二章就是史学史、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五篇中有四篇是史学史的篇章。如果历史学是人类对自身活动的反思，那么，史学史是反思之反思，用科林伍德的话说是“第二级的反思”1。照此论述，本文的研究路径应该是在史学史的范畴之类，确切说是属于新闻史学史。所以，论文的出发点一开始就是宏观的，甚至可以说是形式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