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大量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寻求就业机会,以谋得更高水平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虽说劳动力的跨省市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阶段,转移劳动人口其子女的生存发展问题则是这一阶段的伴生现象。但流动儿童作为未来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人力资源之一,其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与流入地城市相融合的状况不仅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而且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都是息息相关的。为此在研究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进程时突出对其受教育状况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家的政策制定走向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更替而变动的,政府作为公共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在统筹规划学龄流动儿童的受教育过程中所出台的各项教育政策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学者们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合问题关注由来已久,但大部分是从流动儿童家庭环境或社区层面的参与着手,在谈及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时,多以学校适应状况及教育政策执行为角度进行研究,以教育政策为影响因素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合加以分析的并不多见,因此,本文将深入探析教育起点相关政策、教育过程相关政策、教育结果相关政策和心理资本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为改善流动儿童融入社会状况及保障流动儿童受教育权利给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并提出有益的政策建议。首先,本文基于教育公平理论将教育政策划分为教育起点相关政策、教育过程相关政策以及教育结果相关政策三个维度,分别研究其对流动儿童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及交互融合的影响作用。教育政策制定的完备与否与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进程有很大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教育起点相关政策中关于流动儿童入学时的要求以及教育收费是否合乎规范等决定了流动儿童能否够享有受教育机会,进而对流动儿童身份认知及交往对象产生影响;教育过程相关政策中学校办学水平的高低、学校对师资团队的建设以及学校师生对学生安全的保护等规定在保证流动儿童公平接受教育的同时,影响了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及心理发展;教育结果相关政策中对流动儿童异地升学的相关说明,反应了流动儿童在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习之后的受教育问题,直接影响流动儿童对流入地城市生活体验。其次,本文研究了心理资本在教育政策与流动儿童社会融合之间的中介作用。心理资本的概念最早是1997年由Goldsmith等人首次提出,认为心理资本是指能够推动个体生产效率提高的心理品质。学者们在研究一类群体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时跳脱不开对群体个人心理层面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心理资本与社会融合的概念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本文将宏观层面的教育政策对个体心理自我效能、乐观、希望、韧性微观层面的作用,进而对社会融合各维度之间影响进行探索,研究心理资本在教育政策与流动儿童社会融合之间的中介作用。经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回顾,并通过对学校的实地调研、对流动儿童家长深度访谈和小样本预测试的方法,形成了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然后以上海市松江区一所一贯制公办学校与一所以招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的非沪籍流动儿童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对收集得到的数据进行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和效度检验,因子分析以及多层次回归分析等多种方法的分析和检验,以验证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除教育结果相关政策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合无显著影响之外,教育起点相关政策与教育过程相关政策都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合有影响作用。第二,心理资本在教育过程相关政策与流动儿童社会融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教育结果相关政策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合影响是通过心理资本实现的,心理资本在教育起点相关政策与流动儿童社会融合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促进我国流动儿童社会融合进程的建议,并期望能够达到全面提升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未来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素质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