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为革新中国文化的先驱,在构建中国现代诗歌的道路上,亦为新诗的拓荒留下了“惊鸿一瞥”但却弥足珍贵的身影。他从中国古代走来,向现代文化走去,以熠熠生辉的创作实践和诗学理论为现代诗歌寻找理想的审美范式。　　 鲁迅处在社会变革,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在新旧教育背景的影响下,在中西文化不断冲撞和整合的过程中,鲁迅对中国现代诗歌做出了具有极大启示性、前瞻性的有益思考。鲁迅十分精通古典文化遗产,同时又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感召,他在文化的大花园里,如一只辛勤的蜜蜂,博采众长并且融会贯通既有的成果,努力使其成为自己的血和肉。这些成就在他为数不多的诗歌创作中有所体现,在他对新诗的择选和对新诗诗人的评价中有所表现,在他的诗学观点中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鲁迅的诗学理论在诗歌精神方面的看法,既是对中国抒情诗传统的延续,又融入了现代性的思考。最难能可贵的是比较视域下援引强调个性的“摩罗”精神到中国来,渴望中国出现真诚且雄伟的声音,督促国民“立国先立人”;在形式方面,肯定并继承中国传统诗歌的“音乐性”,提出了“诗需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的原则;同时,鲁迅还在艺术手法上接受了象征主义、中西意象的影响,为他“别立新宗”的文化抱负找到了丰富的异域资源。鲁迅融合中西、贯通新旧的诗学理论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面对诗歌的日益边缘化、诗歌精神的衰落、急需诗体重建等问题,我们研究鲁迅注重的诗歌精神,探讨现代诗歌的美学规范,对于现代新诗守常求变,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