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社会,从汉武帝开疆扩土、文治武功起,就迫切需要有一种思想形态与大一统的专制制度相适应。自董仲舒建立“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起,到“石渠阁会议”将神学宇宙观以官学的形式确立下来,再到《白虎通义》的最终形成,整个社会笼罩在神学体系之下。东汉时期,谶纬迷信兴起,社会上更是充斥着各种五花八门的虚妄和谎言。应时代之需,王充以其非凡的斗争勇气,本着求实的精神,高举“疾虚妄”的批判大旗,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对谶纬神学、鬼神迷信等当时社会上的虚妄之言进行揭露与批判,对反对神学经学以及后世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集毕生精力著《论衡》一书,他批判的继承和发扬了先秦诸子百家和汉代思想家的精神,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认识体系,在中国认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位置。王充从“学知”的方式出发,认为认识的来源要靠口、眼、耳、目等感觉器官同客观事物相接触进而获得感性经验,然后通过推类、因果联系等逻辑方法将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经验,最后再通过“效验”的方式来证明所获得的理性经验是否正确,以此来验证认识的正确性。王充的认识论坚持从实际中来再到实际中去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路径,对于鼓吹“神而先知”、“生而知之”等唯心主义先验论思想是一种强有力的回击。王充的认识论强调知识的重要性,认为认识的目的在于“贵其能用”,验证的方式极具科学精神,对于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中国哲学思想的转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虽然他未能摆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而在理论上产生缺陷和不足,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光辉的一面。对于王充这种独树一帜的思想家,我们既不能一味的吹捧,也不要去恶意的贬低,要通过历史的、客观的评价还原其本身的哲学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