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多元一体。一方面,中国文化由多民族文化传统共同构成,另一方面,这种多元文化又必须在国家力量主导下融合,向现代转型。于是,如何在族群传统与国家力量之间互动,是每个民族的文化精英都要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许多少数民族,作为民族文化主要传承人的歌师,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张力,既延续民族文化传统特色,又积极回应国家力量的整合和现代文化的挑战,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本文所研究的唐德海,是一个曾在人民大会堂代表少数民族向国家领导人唱敬酒歌的苗族歌师,他的人生际遇、文化传承策略和他留下的大量珍贵民歌遗产,在这方面具有典型个案的意义。苗族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民族民间文化风姿多彩,由于其文化传承受限于文字,长期以来仅能以口头进行传承,因此苗族民族文化传承的主体通常体现为族群内各领域精英,而民间歌师作为苗族文化精英,无可替代地承担着苗族民间文学保护、传承和转型的重任。因此,只有全方位、立体化、多角度、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苗族歌师,才能更深刻地融入苗族文化生境,更恰当地体会苗族民间文化的视域,更有效地实现苗族民间文学的传承。文章以苗族歌师代表唐德海及其传承人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民俗学视野下进行研究,旨在厘清苗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成长历程和其所传承的苗族民间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与多元复杂的民族文化、社会生态网络的诸多渊源,意图让人们通过“走近”唐德海而“走进”苗族,了解苗族文化的产生、继承和发展,追寻苗族文化之命运。全文前置绪论、中置本论、后置结论,共六章。绪论部分从研究背景出发阐述了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以纵向时间和横向空间为序列梳理了议题相关文献并述评,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研究内容、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以“文化”与“生境”为切入点,在梳理苗族族源、历史、文化等脉络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政策重点剖析当前苗族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认为唐德海作为苗族民间文学的重要传承人代表与雷山人文地理特征有密切相关性。第二章以“他者视角”为突破口,在厘清唐德海宗族关系与家庭状况的基础上,认为唐德海的人生经历丰富,至少经历了努力学歌和奋斗时期、备受关注和创作时期、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时期等三个重要阶段；认为唐德海在“他者视角”中显示出群体刻板印象,特别是在青年一代眼中唐德海并非个体而是群体、并非历史而是传说,在中年一代眼中的唐德海经济利益高于文化效益,而非经济利益与文化效益并行。第三章通过梳理民族历史文化叙事的文本如苗族古歌、理词、巫词、嘎百福歌等,着力分析苗族古歌的文化内涵,认为唐德海的民歌文本具有强烈的民俗性和自觉的认同感,并强调苗族古歌在历史传承中发生了变异,深入研究需要“剥去现有古歌之外衣”探究“原生态”的苗族古歌。第四章着力探析传统语境中的苗族歌师,认为歌师在传统语境中演唱程序繁琐、禁忌严格、仪式意义重大,因此苗族歌师至少具有文化传承、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宗教功能等社会功能。同时重点研究了苗族“招龙”仪式中歌师的表演,认为歌师在“招龙”祈愿求福的仪程中起着重要的组织作用。第五章探究的问题是：国家由多民族文化构成,如何在族群传统与国家力量之间互动,是每个民族的文化传承者都要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民族文化精英的歌师,必然面临着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张力的挑战。尤其在“家国同构”的中国特殊社会里,国家在场在个人身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身份的张扬与凸显,并强调尽管国家力量对歌师传承采取了众多鼓励扶持政策,但苗族文化传承人仍面临歌师年龄偏大,传承后继无人；政治运动对苗族文化传承人的冲击；外来文化的进入,冲击了苗族歌师原有的传承体系；不尽如意的生存环境、艰难的人生境遇以及在学歌过程中各种艰难困苦等现实困境。第六章以“自我呈现”和“他者呈现”为研究点,比较研究“自我呈现”的歌师与“他者呈现”的歌师的异同,并认为旅游文化展演情境中的歌师在演唱场域、演唱方式、演唱节气、文化形态等方面发生了急剧的变迁,并以苗族歌师阿幼朵为例分析了苗族歌师在“传统——现代连续体”中作为“过渡人”的角度演变。结论部分,对文章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和阐述。歌师传承民间文化与自然生境有密切相关性；歌师在“他者”眼中显示出群体刻板印象；歌师传承民间文化的方式多种多样；歌师具有诸多社会功能；国家力量对歌师传承有重要影响；歌师是“传统——现代的连续体”的“过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