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的立法体制演变看,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无立法权的状态,到可以制定单行法规,再到可以制定法律的历史过程,致使出现了“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的概念区分。“基本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本应都由全国人大进行,但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有关法律制定或修改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而全国人大会期短、任务重等一些客观原因,使其无法及时地完成修改基本法律的工作,只能授权其常委会来完成。为了确保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律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宪法对修改权进行了各方面的限制。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改基本法律时还是存在多种修改权行使不当的情况,表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自我膨胀,事实上成为基本法律修改的主要主体;对同一部基本法律的修改存在修改主体无序交替、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轮番上阵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改基本法律时超出了部分修改的法律规定,修改内容涉及该基本法律的基本原则等越权问题。这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的“二级”立法体制,而法律又缺乏对基本法律的明确规定,无法准确地区分“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宪法对基本法律修改权行使的限制条件规定不够明确,缺乏硬性规定;同时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律缺乏必要的监督,使其在行使权力时无所约束。所以,规范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律修改权的行使,首先应确立权力行使时应遵循的原则;明确法律对修改权限制规定比较模糊的地方;明确全国人大保留修改权的基本法律类型;健全全国人大的监督程序等,多管齐下加强规范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律修改权的正当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