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宋代出现“千家注杜”的盛况后,清代成为注杜的又一个高峰,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为人称善的杜诗注本,如钱谦益《钱注杜诗》(以下简称钱注)、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以下简称朱注)、卢元昌《杜诗阐》、吴见思《杜诗论文》、仇兆鳌《杜诗详注》(以下简称仇注)、杨伦《杜诗镜铨》(以下简称《镜铨》)等。就注杜而言,不同时期的杜诗注本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清初,明清易代,社会动荡,这一时期杜诗学发展的显著特征是经世致用、关注现实,杜诗注本就深深体现了这一特点。钱注“以诗证史”,诗史互证,开辟了清代杜诗注释的新局面;朱注重视名物、典章制度、典故和地理的考辨。清康熙年间,考据之风盛行,于是,一部援据繁富,卷帙浩繁的鸿篇巨制——仇注应运而生。至清中期,注杜不再囿于“无一字无来处”之说,由追求集大成之作逐渐转向简明通达,江浩然《杜诗集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其援引前人评注,择善而从,不求博取,重在阐明诗意。在《镜铨》问世之前,《杜诗集说》一度为杜诗学者所重视,但遗憾的是,今人关注较少,研究不够深入。本文拟在古籍整理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乾隆四十三年(1778)惇裕堂刻本为底本,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乾隆四十八年(1783)本立堂刻本为校本,另以多种清刻本及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仇兆鳌《杜诗详注》为参校本进行整理,力求完备。在整理完成的基础上,对江浩然及《杜诗集说》作如下的研究:第一章研究江浩然注解杜诗的背景与条件。通过文献整理,考察江浩然生平活动及其注释杜诗的条件。第二章研究《杜诗集说》的成书、版本及流传。本章依据各类公私书目、各大图书馆馆藏情况及其他文献记载,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杜诗集说》的几种刻本,考察《杜诗集说》的成书原因及过程、主要版本及在清代的流传情况。第三章研究《杜诗集说》的体例、注释内容及注释特色。本章立足于《杜诗集说》的文本,通过文本分析,考察其注释体例、注释内容,并通过将《杜诗集说》和仇兆鳌《杜诗详注》作比较,总结概括《杜诗集说》的注释特色。第四章研究《杜诗集说》的价值及不足。本章论述《杜诗集说》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和诗歌注释学价值,以揭示其在杜诗学史上的地位。此外,也简要指出《杜诗集说》的不足与偏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