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国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全面趋同,企业并购中形成的商誉,即合并商誉,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按照并购支付对价大于被并购方公允价值的差额单独作为一项资产于资产负债表中列报,且后续计量方法采用减值测试替代了系统摊销,作为合并商誉唯一的后续计量方法。据Wind数据库显示,我国2007年A股上市公司总体商誉余额为386.62亿,总体商誉减值额为4.78亿,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量为37家,披露商誉的公司数量为564家,到2016年总体商誉余额增至10 496.51亿,突破万亿,总体商誉减值达到98.89亿。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量也增加到309家,披露商誉的公司数量增至1748家,即过半数的A股上市公司的报表中有商誉这项资产,其中又有17.68%的公司计提了商誉减值。1随着并购浪潮的兴起,近年来合并商誉与其减值金额都有跨越式增长,成为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引起了监管部门、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等各方的关注。因此,进一步加强关于合并商誉的理论研究能够为监管部门以及实务界提供相应地理论依据。现行准则下合并商誉的计量方法是否能反映商誉的经济实质?合并商誉能否真正地改善企业的绩效?合并商誉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方式是否合理?如不合理,应如何改进?而目前有关商誉会计后续计量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商誉减值进行的。但本文认为仅对于减值测试法本身的研究尚不足以解决商誉会计后续计量的改进的问题,还应该针对是否应重新考虑引入摊销的后续计量方法进行调查。对于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对企业超额收益及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有助于回答上述问题。此外,现有文献鲜有探究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综上所述,本文将围绕合并商誉对企业超额收益、绩效、盈余管理以及融资约束的影响进行研究,并以盈余管理和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研究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机制。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2007年-2016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合并商誉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得出如下基本结论:从我国资本市场合并商誉发展趋势方面来看,我国A股上市公司合并商誉的总额、商誉占总资产比重以及商誉减值都有大幅增长,尤其受到并购浪潮的影响,自2013年起,上述指标的增速均显著加快。从行业分布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商誉余额及其减值增幅较大,且商誉余额占总资产比重较大,减值风险凸显。从板块分布看,创业板商誉余额,商誉减值以及商誉占总资产比重的增幅都是最大的。商誉账面价值过大和巨额减值等问题集中在“轻资产”公司和中小创企业。在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本研究并未发现合并商誉能够为企业带来当期或持久的超额收益。现行会计准则下确认计量的合并商誉的主要来自于并购的价差,包含相当程度的“非核心商誉”部分,与其超额收益本质有一定程度偏离。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根据本文对合并商誉的分类而有不同的研究结果。本文将合并商誉分为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和业已形成的合并商誉(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分别考察二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对企业当期绩效具有一定积极影响,但是并不持久。而合并商誉的账面价值对企业当期、滞后一期甚至更长期间的绩效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此外,行业集中度对于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行业集中度能够增加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以及缓解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从合并商誉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方面看,本文首先分析了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增加了企业正向的盈余管理程度,同时,股权支付方式对二者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股权支付方式的运用增加了合并商誉确认过程中导致的盈余管理程度。更进一步地,以盈余管理作为中介变量对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检验,发现盈余管理在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即,企业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有相当程度是通过正向的盈余管理来实现的,对企业的绩效尤其是企业长期的绩效并无本质上的改善。从合并商誉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方面看,本文首先分析了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现行商誉会计准则下确认的合并商誉价值由于其估值中的泡沫因素和商誉会计中的盈余管理行为而增加了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上市公司获取外部融资产生了不利影响,合并商誉的账面价值增加了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但是国有企业产权性质和四大审计能够对合并商誉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加剧作用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即,二者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造成的外部融资约束。更进一步地,本文以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考察了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融资约束在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即,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加剧了企业所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监管层面和准则改进两个方面的建议。针对监管方面:首先是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于存在较高商誉减值风险的行业的监管,对于商誉占资产比重较高的行业和公司,跨界并购,行业集中度较低的公司更应加强监管力度,保护投资者利益,防止上市公司利用商誉及其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风险管控应重点关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中小创企业,该行业和板块的特征使得并购中容易出现过高估值现象,导致商誉泡沫产生,减值风险较大,应着重规范。第二是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及事后的监督审查,加强对于商誉的相关信息的披露力度,对于报表中的信息应做到明确易懂,而对于出具评估报告进行减值测试的,评估报告应该公开易得以便于投资者及监管者能够充分获得商誉及其减值的相关信息。第三是增强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和应承担的责任,因为商誉计量对于评估结果的依赖使得评估报告的可靠性是商誉会计信息质量的保障之一。除了监管层面对资本市场商誉问题的规范,更重要的是针对商誉准则的改进:首先是对于合并商誉初始计量方法的改进,使得合并商誉的初始计量价值尽可能地体现商誉的“超额获利能力”本质。其次,提高商誉减值测试方法的效率降低减值测试中的自由裁量权。最后本文建议考虑重新在商誉的后续计量中引入摊销的方法,采用摊销与减值相结合的方法作为上市公司合并商誉的后续计量方法。重新考虑引入摊销的方法,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企业利用商誉做高企业估值后,又利用巨额减值操纵利润而引起上市公司业绩大幅波动。且引入摊销,会使得合并后面临长期的摊销费用,且商誉价值越高,相应地摊销费用越大,可以使企业更谨慎地对待并购重组,能够对部分企业利用并购盲目扩张起到一定约束作用。此外,本文建议在合并商誉减值测试模型中尽量避免采用现值模型来进行减值测试,加强第一层级公允价值在合并商誉后续计量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