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作为文官集团当之无愧的首领，在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而内阁权力地位尤以嘉隆万时期最为突出。嘉隆万时期是内阁高度发展的典型时期。内阁设立的初衷是满足皇权专制需要的。然而，一种制度建立以后，并不能完全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就阁权与皇权的关系而言，阁权是依附于皇权的，阁权是为皇权服务的。但是阁臣对皇帝的依附以及辅佐皇帝、协理政事是一种能动的过程。阁臣可以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来影响或者制约皇帝，无论是经筵日讲、召对还是密疏言事，阁臣都融入了个人的思想感情和政治见解。以票拟为例，阁臣拒绝拟票则是对皇帝错误意见的否定，皇帝的旨意，内阁不同意，可以拒绝拟敕，可以执奏封还，对皇帝的乱作为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除此之外，阁臣还可以利用代皇帝起草遗诏或即位诏书的机会，借以贯彻个人治国理政的思想，以达兴利除弊的目的，对新即位的皇帝也不乏引导之功。嘉靖即位之前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嘉隆之际的高拱、隆万之际的张居正无不是利用新皇帝登基之际发布诏书来达到宣传贯彻自己治国思想的。并且嘉隆万时期的阁臣“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出现了像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一批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的内阁首辅。他们凭借着皇帝的器重或者是依赖将内阁的作用发挥推向了顶峰，从而也就使得内阁成为了皇帝手中一个很好的统治工具，在皇帝无力或者无心国家政务的时候，维持了整个明朝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阁权与宦权被赋予的目的都是皇帝为了维护其统治。它们与皇权共同构成了相互制衡的中枢权力机构。嘉隆万时期，因受到武宗朝刘瑾祸害朝政、世宗初内阁杨廷和极力打压宦官的先例影响，整个时期阁权相对宦权处于优势地位；然而阁权最终也没有取代也不可能取代宦权，司礼监宦官依然掌握着“批红”权，对国家事务的决策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力。这也是高拱支持陈洪而张居正极力支持冯保的原因，因为只有内阁阁臣与司礼监宦官的关系相处融洽了才能更好地实现内阁的既定的政治目标。还有一点是必须要提到的，内阁权力的提升能有效地制约宦权的无限发展，嘉隆万时期内阁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阁权对宦权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制约，因而在这一时期整个国家的政治呈现出一种相对合理的状态。从明代政局走势看，阁臣专部权绝大多数时候主要是出于权力责任和辅政效能的需要，阁臣专部权的结果更多地体现了政局的较为平稳运行，而且从阁臣侵夺部权的程度看，应该说阁臣对部臣发号施令的多，真正掌管部权则属于比较特殊的情况。总的来说，明代政治运转的实际过程表明，阁臣专部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弥补了中央权力体制的缺陷，是阁臣发挥行政功能的大胆创新，有助于提高皇权统治效能，是一件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嘉隆万时期阁权对部权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是内阁有效地发挥其辅政职能的表现，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一时期的部院需要有内阁的调节与制衡才能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其作用和功能。部院作为具体做事的行政机构和监察机构不具有决策权，相对而言只有内阁能代表部院的愿望和要求，因而部院从一定程度上说也乐于奉内阁为首。内阁内部首辅之争，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原因也是不言而喻的。没有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就没有发言权，因而首辅之争也是必然的。并且只有胜利者才能更好的领导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嘉隆万时期内阁首辅的更迭，一方面说明了这一时期政治人才的辈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内阁作为皇权的一种延伸其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中的。然而无论首辅如何更迭，这一时期内阁的地位和作用都没有受到影响这是值得欣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