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04-2015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数据,定义家族二代成员接任企业CEO—职作为企业传承时点,接任前五年至接任后两年为传承期间,包括传承准备阶段与传承交接阶段,通过比较非家族二代成员和家族二代成员继任CEO等不同类型的CEO变更事件,实证考察传承过程中家族企业投资行为的变化,不仅包括企业投资规模,也考虑企业跨区域投资结构的变动,从而探讨企业投资行为与企业传承之间的内在联系。实证结果显示,从投资规模角度来看,家族二代成员接任企业CEO—职前后,企业投资规模有显著变化,在传承准备阶段企业投资规模明显增加,但在传承交接阶段企业投资规模大幅下降;而这种投资变化显著的现象在CEO接任者为非家族二代成员时并不明显。结合有关文献指出的长期投资对家族业绩的正向激励效应,家族企业在传承准备阶段投资规模的扩张有可能是企业家为了家族二代成员顺利接班所做的铺垫和准备,而到传承交接阶段企业经营的不确定风险增大又迫使企业谨慎投资,缩减规模。从跨区域投资结构上看,由家族二代成员接任CEO的企业投资结构在传承准备阶段无明显变化,但传承交接阶段其投资结构变动显著,即本地投资比重增加,异地投资比重减少,这一现象与交接阶段企业投资规模下降相印证,表明传承期间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于调整跨区域投资结构,更多地布局于自身资源更有优势的本地区域,收缩不确定性较大的异地投资。从传承期间家族企业投资行为的跨期变化来看,传承前期企业的投资扩张应该是创一代企业家为避免家族财富消散而在交接班安排上的重点考虑,因此接下来本文主要关注传承准备阶段的企业投资扩张行为。本文从高管个人特征、企业特征、行业特征三个维度考察传承准备阶段企业社会关系、债务结构比例及行业景气状况对传承期企业投资扩张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社会关系资源较多或债务结构中有息负债比率较高的家族企业在传承准备阶段的投资扩张更不明显,行业景气程度则会显著促进传承准备阶段的投资扩张。最后本文考察了传承准备阶段家族企业投资规模扩张的经济后果,相关结果表明,家族企业在传承准备阶段的投资扩张对企业绩效的表现具有显著的经济效应。其一,传承准备阶段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张有利于家族企业二代成员接任CEO当期及后一期企业会计绩效如ROE、利润增长率的提升;其二,传承准备阶段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张对企业市场绩效如托宾Q、股票持有回报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有助于提升投资者信心。总体上来看,传承期间企业投资政策的调整变化确实有助于二代顺利接班,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上述结论在相关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下依然稳健。以上研究表明,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企业投资行为的跨期变动很有可能是家族企业创始人为帮助二代接班人平稳顺利接班所做的一系列准备。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论证了企业投资行为在家族企业传承中的特殊意义,是对家族企业传承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研究的丰富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