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水为中心的共同体是本文研究的中心。为此，笔者选取了湘南的农民村落高村（学术名）作为研究对象。在叙述逻辑上，文章以共同体的变迁为主线，沿着共同体的“形成—争斗—合作—分化”的逻辑展开。第一章共同体的形成，笔者以地方志、地名志、宗族族谱、历史档案、口述资料以及实地调查为基础，重点探讨了水对村落选址、村落形态、村落公共空间的影响以及国家权力、宗族组织在共同体形成过程所发挥的作用。第二章共同体的争斗，以三姓四户之间围绕龙塘水利所发生的数百年的争讼为研究对象，对共同体中普通民众的用水习俗、水权分配原则以及国家权力、宗族组织与民间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讨论。第三章共同体的合作，笔者以集体时期的水利合作为主要表述对象，研究了水利合作的需求及差异、动员及途径、方式及变迁，重点探讨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组织动员手段促成农民合作，达致农民对国家的认同，使治水问题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问题。第四章共同体的分化，笔者重点探讨了分田到户后随着国家的退出、组织的变迁以及市场的引入，农民利益日渐分化，共同体日趋解体，农民合作难以达成，农村水利陷入困境。　　文章的基本结论是:作为东方农耕社会的中国，其重要基础是水利社会，并因水而结成水利共同体。在国家共同体及大水利共同体而外，更多的是散布于基层社会，围绕小水圳、小流域而形成的，以村落为单元的地方性水利共同体，即小水利共同体。本文通过对一个湘南农民村落的调查发现，传统地方性水利共同体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主要依靠宗族的力量进行治理，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外生性;集体时期，国家基于工业化和农业发展需要，第一次直接介入到农业生产领域和地方性水利领域，通过阶级斗争、经济动员、政治动员、宣传发动等组织动员手段，使农民合作突破了宗族共同体的束缚，大规模的农民水利合作得以实现;分田到户后，随着国家强制性权力的退出、乡村基层组织能力的弱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引入，传统的基于宗族血缘关系的村落共同体和集体时期基于国家强力干预的行政共同体逐渐被打破，地方性水利共同体的基础由行政社会向利益社会转化，治水的主体、内容、方式都处于重新建构过程当中。　　基于以水为中心的共同体变迁的考察，本文试图提出“国家—接点—社会”的分析范式。在共同体变迁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呈现多元互动的关系，且这种关系不是一种静态的结构性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性关系，共同体“上联下通”的关键作用，成为国家与社会实现互动的“接点”。随着村落共同体的解体，农民成为分散的个体，利益难以弥合，农民合作难以达成，国家与社会的“接点”不复存在，二者不能实现有效互动，国家资源输入呈现单向性，缺乏农民的回应，导致水利等公共物品的供给与需求错位，农村水利陷入困境。笔者认为，要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必须重建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不是传统时期的村落共同体、宗族共同体或集体时期的村社共同体、行政共同体，而是以国家资源输入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条件、以种粮大户为主体、以共同体利益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实现国家的农村基层治理由“悬浮型治理”向“回应型治理”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