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合一运动在基督教在华宣教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和影响,尽管在二十世纪初期才得以成为在全国颇具有影响力的运动,但这一运动早已酝酿多时。它直接缘于基督教在华宣教运动,并受在华三次传教大会等影响。信义宗教会合一运动是当时在华教会合一运动的组成部分,受当时在华建立基督教联盟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但是信义宗强调本宗派信仰和教义,并认为信义宗的教义是客观唯一的,对在宣教事业中摒弃宗派分歧的合一理念并不认同,信义宗以神学教育为合一的中心和基石,不仅是对联盟合一理念的纠正,而且为中国教会的自立奠定了基础,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信义宗合一的过程亦是中国教会自立的过程。然而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均处于历史的巨大转变时期,尤其是欧洲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教会已经无法应对政治社会的挑战,亦无法满足人们精神方面的需要,民主主义以及教会复兴运动的兴起,使宗教自由成为可能,宗派之间的禁锢相对打破,普世合一理念应时提出,正是对社会和政治变化所带来挑战的调整和回应。此外,在战后的中国,信义宗的首要任务为重建遭受重创的教会,合一策略适时调整,期望在未来的社会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而中国动荡的局势为差会“重塑中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战后,普世合一理念的实践打破了信义宗自我隔离的形象,提高了在华的影响力和声誉,但是它所带来的现代主义以及普世化的倾向,使得保守的信义宗颇为警惕。普世合一理念的实践以及在信义宗内部所引起的争论,表明信义宗在时代变局中如何在保持本宗派独立性和处境化之间的适应和坚守,亦折射信义宗如何在保持信仰和教义以及在本土化之间达成一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