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社会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社会发展稳步推进。政府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民生需求,投资兴建了大批公共基础设施。在这些设施中,有些虽然解决了部分社会问题,但因明显或潜在的污染性和威胁性被地方厌恶使用。这类设施引发居民抗争情结,进而造成抗争冲突。该过程有一个形象的英文描述,叫邻避(NIMBY),即"Not In My Backyard"。邻避冲突凸显了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环境正义、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它有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深层次的原因。因此,政府在解决邻避冲突的问题时,不应简单的依靠公权力强势压制或采取漠视公民诉求的硬处理方式,而应该在综合分析邻避冲突产生原因、扩大因素的基础上,借助于新媒体手段等技术,了解公众的需求,找到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和实用性的方法。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了邻避设施、邻避情结、邻避冲突三者之间的关系,总结了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邻避冲突反映了公众对设施兴建后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及土地贬值的担忧,它与设施选址位置、负外部性强弱、公众对相关信息的掌握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在A市快速路冲突事件中,就反映了公众对设施选址的疑虑,也体现了公众在传统表达方式受阻的情形下,通过新媒体手段表达的城市规划参与和利益诉求。为更加清楚的描述A市邻避冲突过程,本文以舆情监控系统为方法,着重监测了冲突过程中公众参与程度、参与特点、冲突原因、解决方案及解决效果五大变量。根据监测结果显示,公众通过在微博、论坛等新媒体平台上发表个人意见的方式,逐渐形成舆论合力并影响政府相关决策。政府最后放弃了将快速路的邻避冲突当做一般群体性事件处理的初始做法,在与公众的互动过程中扩展了信息发布渠道,并针对公众提出的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心理因素等问题一一采取了改进措施。在双方的互动过程中,网络上的负面舆情逐步下降,正面舆情有所上升,这说明居民与政府的沟通是有所成效的。在双方的博弈过程中,居民达到了邻避设施迁建的目的,捍卫了自身权益；政府完成了“以规划为先”到“以公众利益为先”的转变,实现了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可以说,A市快速路工程从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从“邻避设施”到“迎臂设施”的转变。而A市邻避冲突的较好解决,也为邻避设施选址提供了几点借鉴经验,即通过决策模式、利益补偿、风险沟通以及协商对话的综合运用,从制度层面促进邻避设施选址的公平正义,避免或减少邻避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