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的研究主题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它是在借鉴国外辩诉交易制度的背景下,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创设出的一项制度,是中国特色的“认罪协商”制度。2016年,中央开展了为期两年的试点工作,两年来,全国十八个试点城市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2018年,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进入我国的法律制度体系当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创立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巩固了刑事诉讼改革成果,强化了人权保障,满足了国家反腐战略需求,改善了我国司法实践与司法环境,减轻了司法机关的办案与羁押压力,加快了刑事诉讼的办理程序与社会关系的修复,缓和了社会对抗,降低了复仇心理与风险,为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司法正能量。但是作为一个新生的制度,在其立法层面和配套制度方面难免存在设计的不足和尚未考虑的方面,这使的该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现实的困境。一方面,从立法层面来讲,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制定中并未对其证明标准、量刑从宽幅度、犯罪嫌疑人自愿性的保障以及被追诉人是否享有上诉权、反悔权等进行详细的规定,这也导致了在实务中不同地区、不同案件所采用的标准的差异化,影响了案件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从配套制度层面来讲,值班律师制度的定位、法官、检察官的定位、被害人权利的保障、认罪认罚具结书在形式和内容上所存在的不对等都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基本性质的不清晰会给案件的解决带来负面效果。本文在引出上述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外相关制度的借鉴,经过分析和探究,对于立法层面和配套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尚未考虑的方面分别予以了解释和回答。一方面,在科学立法的基础上,应该明确定罪的证明标准、确立具体且可操作的量刑从宽幅度标准,多方位保障被追诉人自愿性的同时维护其上诉权以及反悔权,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配套制度的细节,明确值班律师制度,法官、检察官的定位,重视对于被害人权利的保障,优化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形式和内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