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看不见的手”协调着分工经济中的行为，制度的作用没有得到关注。旧制度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反对制度“中性”的观点。他们发现制度不仅约束经济行为而且也会被个人或小团体改变并加以利用。约束经济行为意味着制度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改变并利用制度则意味着除了生产和消费决策，有意识地控制制度的构建和变迁也是实现效用最大化的一种方式。可惜的是，旧制度经济学家没有建立一套自洽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者发展了旧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凡勃伦传统，他们把制度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提出了制度的“工具职能”和“仪式职能”，并且关注了制度变迁的机制。但新制度主义者所研究的制度范畴是狭窄的——仅相当于现今制度理论中的非正式制度，而且强调制度的变迁是意识形态领域演化的结果，完全忽视了围绕制度的分配职能所展开的激烈的社会对抗。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Economics）将制度的范畴扩大到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制度的实施机制，但对于制度的功能，他们则强调制度在减少行为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或者说制度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存在的，这就意味着现存的制度总是相对有效率的。这一理论蕴涵与新近的实证研究结论明显不符，某些国家和地区长期处于贫困和动乱中，恰恰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无效率的制度。这就提醒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几个最为基本的问题：1）制度的本质功能是什么？2）制度是如何被选择和改变的？3）制度总是向着有效率的方向变迁吗？新经济史学派（North）认为制度无效率的原因在于统治者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非社会整体利益来选择制度的，但他们没有深入探讨围绕着制度选择而发生的剧烈冲突是如何得以解决的。到了演化经济学那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被习俗和观念的演化所代替，对于制度变迁机制的研究经过漫长的发展似乎又回到了凡勃伦时代，只是研究方法从朴素的思辨发展成严谨的博弈模型。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系统地论述了以上三个基本问题。在生产关系的三个内容中，所有制是基础，分配是目的。而上层建筑又是为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总和）服务的，因此，制度的根本功能在于分配。关于制度变迁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现存生产关系的制约，反映到代表先进生产力阶级的意识形态中便产生了变革现存生产关系的要求，这种要求必然导致两种上层建筑的冲突，当进步的意识形态战胜了落后的意识形态，旧的政治法律制度被新的政治法律制度所取代后，新型生产关系得以确立。这是一个经济领域冲突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然后又通过高层冲突解决低层冲突的过程。当然，出于描述社会形态变迁宏观图景的需要，马克思没有就各层次冲突的决定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而只是从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角度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作者认为，在相对不是很久远的历史时期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制度偏好的较量并非取决于孰是孰非，而是取决于孰强孰弱，所以，我们需要从权力博弈的视角来细化制度选择之争，而这就需要我们找到或发展出一套关于权力博弈的理论。激进制度主义理论系统论述了权力的来源、作用方式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权力关系，但是没有就权力关系如何影响制度的选择及变迁做出说明，而且，激进制度主义也没有就权力概念提出可操作性的定义。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将权力的概念变得具有可操作性，然后从权力博弈的视角说明制度的选择和变迁过程。具体而言，本文研究如下内容：（1）梳理关于制度功能的各种观点，经过比较分析与理论演绎，论证制度的根本属性是利益分配机制；（2）综合前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激进制度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机制的观点，构建基于权力视角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3）以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为背景，建立基于权力博弈的制度变迁数理模型，分析各种制度变迁方式的权力组合特征，分析制度变迁的短期效率与非效率属性；（4）以数理模型为基础，模拟长期经济制度变迁路径，说明各种制度均衡路径的边界条件，制度变迁的长期效率与非效率属性，基于权力视角解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现象；（5）为了展示本文理论观点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概略模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制度的改革过程，预测可能的制度内生演化趋势，对今后的改革提出建议。社会是一个多层次复合的组织，组织成员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需要就相互权利和责任达成正式或非正式契约并付诸实施，这一过程就是交易。交易总是要面临着各种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交易方行为的不确定性。制度就是对交易方行为策略集的正式或非正式规定，这种规定一方面可以减少行为的不确定性，使得交易得以进行；另一方面，制度限定了交易方的策略集合，从而限定了每一方可能实现的最大利益，因而具有分配的功能。社会主体为了共同的利益结成各种组织，但这种结合的直接目的却是自利的，因而制度的分配功能是更为根本的属性。社会主体认识到制度的分配功能，因而在选择建立何种制度时必然存在着目标冲突，每一方都希望借助制度使自身的利益得到稳定的保障。关于制度选择的冲突要靠基于权力的博弈来解决。权力是交易方凭借所掌控的资源形成的对他人的影响力。这些资源包括仅依赖于个体的物理存在而存在的元资源，如个体的体力、智力、知识、经验和技能；也包括在组织中凭借组织的制度而实际控制的资源，即衍生资源，如财富（产权）和组织资源。交易方可以运用这些资源影响他人的效用来源（惩罚、奖励）和效用函数（影响他人观念）从而赢得他人对制度的认同。最直接的冲突是选择何种经济制度，因为经济制度不仅决定了社会总产出，而且决定着总产出如何分配。利益集团可能使用经济权力，即威胁撤出合作来影响制度的选择；也可能使用法定政治权力，即利用政治制度赋予他们的权力来影响制度的选择；还可能使用事实政治权力，即利用实际掌控的资源组织集体行动来影响制度的选择。关于经济制度的冲突可能会上升到关于政治制度的冲突。这种冲突的解决涉及（现行的）法定政治权力、事实政治权力的使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现行的）法定政治权力来源于现行的政治制度又对未来的政治制度产生影响；事实政治权力来源于当前的资源配置又对未来的政治制度选择产生影响。意识形态的演化既受利益集团政治权力的影响，又是人们在生存活动中知识和观念积累的结果。这种超越个体私利的知识积累是社会制度进步的根本动力。以上关于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无法在单一的数理模型中得到全面的演绎，所以本文选择了该框架的一部分，即经济制度的演化来构建数理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在对理论框架进行删减时，作者遵循了尽量包含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原则。经济制度是从资源投入到收益分配的映射关系，其中最关键的参数是对投入资源的定价。对某一方投入资源的定价越高，经济制度对其就越有利。关于经济制度的分歧就是对资源定价的分歧。政治权力较大的一方提出变革经济制度的需求，政府决定是否顺应这一要求，但无论政府改革与否都会有利益受损方从政治上反对，都会有受益方从政治上支持。利益受损方还会以撤出合作生产进而减少政府收入相要挟。在每一次博弈中，经济制度的变与不变是各方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以及变革成本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每一方都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出发，因而策略组合无法保证经济制度向着有效率的方向调整。在选定的经济制度下，各方决定是否参与合作生产并由此形成各方的收益。这些收益是下一轮制度博弈中经济权力和事实政治权力的基础（影响事实政治权力的另一个因素是利益集团解决“搭便车”问题的能力——集体意识），同时这些收益还是政治制度分配法定政治权力的身份依据。经济制度的变迁就是在财富分配以及由此形成的权力分配的逐期迭代中完成的。基于单期制度博弈模型的多期数值模拟表明，给定初始经济制度和资源分配，经过一定时期的调整，经济制度总是能够达到一种稳定的状态，但该状态的式样会有所不同。如果相关各方没有足够开放的态度和合作的智慧，备选的制度调整方案就会很少，拟议中的制度调整幅度就会很大，而这又会引起既得利益方（掌握着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的经济反抗，政府出于税收的考虑宁可让极端的经济制度长期存在，从而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长期失衡和社会总产出的低效率；反之，如果社会能够找到经济制度微调的方案，一旦财富分配失衡，各种权力的微小变动就会促成经济制度的调整，经济制度就会在一个各方都能容忍的区间内小幅波动，社会总产出不会因为资源分配严重失衡而受到影响。政治制度、集体意识、边际产出弹性等外生变量的改变会引起均衡的迁移。例如，当某个集团的边际产出弹性提高后，制度均衡将向着有利于它的方向迁移，但制度向着“按贡献分配”的方向迁移并不能保证经济系统的长期效率，因为在给定的制度下，“富者越富”的正反馈循环始终在发挥着作用。要保证经济系统的长期效率，需要及时根据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变化调整经济制度。从权力博弈的视角研究经济制度的变迁，同样可以发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但导致路径依赖的原因与诺斯所说的不尽相同。相邻期次之间变量的顺次迭代决定了社会系统一旦进入某种状态，就只能依从这种状态所形成的权力关系内生地演化下去，形成路径依赖。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为了鼓励要素的投入积极性，将起始的经济制度设定为向边际产出弹性较大的一方倾斜，这一措施开启了“富者越富”的正反馈循环，加之政治制度中某些依据财富占有量分配政治权力的机制，导致经济制度越来越向某些集团倾斜。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弱势集团将会由相对贫困化变为绝对贫困化，经济体制改革将不再具有帕累托改进的特点。绝对贫困化的集团将会借助事实政治权力把经济制度推向相反的一极。但是，由于此前社会财富分配已经严重失衡，反转后的经济制度并不能立即使得财富分配回到相对均衡的状态，贫困集团的集体行动将长期持续。重新设定政治制度参数后的模拟结果表明，当经济制度改革进入到某些集团即将绝对贫困化时，如果降低法定政治权力与财富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创造相对均衡的法定政治权力，则可保证不会出现极端倾斜的经济制度，进而避免集体行动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效率损失。总体来说，本文的研究是一种理论上的探索而非解决某个现实问题。作者希望汲取前人关于权力的属性、制度的功能、制度的变迁机制等方面深邃见解，构建一个基于权力视角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这种尝试虽然带有一定的风险性，但作者希望用这种尝试来汇报经过博士阶段的学习所取得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