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席卷全球。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了金融自由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少有学者探讨金融自由化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收入不平等状况持续恶化,引发了新一轮研究收入分配影响机制的学术热潮。一国收入分配状况并非取决于单一因素。现有文献中存在四种较具代表性的理论解释,分别关注经济发展、国际贸易、技术进步和金融体系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相较而言,学界较少探讨金融体系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更少触及金融自由化政策(而非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实际影响。同时,许多学者在研究中不加区分地使用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发展这两个概念,但二者实际上并不等同。这种概念上的区别,或将会导致两者存在截然不同的“收入分配效应”。因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就是探究金融自由化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一组涵盖70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1973-2005)进行实证分析,笔者发现:第一,金融自由化恶化了一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第二,就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而言,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后,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比上升,中产阶级下降,而低收入者则波动不大;第三,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第四,在七类自由化政策中,取消信贷控制和降低银行业准入门槛显著扩大了收入差距。为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笔者进一步采用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各模型的回归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在麦金农(Donald McKinnon)和肖(Edward Shaw)提出的经典金融自由化理论中,自由化能有效缩小收入差距,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首先,金融自由化并不足以增加穷人获得金融服务的可能性。即使在完全自由化的金融市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依旧存在,金融机构仍不倾向于向低收入者发放贷款。同时,根据金融结构理论(Financial Structure Theory),自由化将加剧金融机构间的竞争,压缩中小银行的生存空间,从而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融资难度。其次,麦金农和肖的理论前提是封闭经济体,而在开放经济体中,跨国资本流动将提高资本报酬并减少劳动收入份额。最后,在存款担保(Deposit Guarantee)等政策的配合下,自由化为金融部门的发展提供了“隐性补贴”,并扩大了金融行业从业者与其他行业从业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本文论证了金融自由化并不是推动“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的良方。为了发展“普惠金融”,应更有针对性地推行其他政策,如努力培育民众的金融素养(FinancialLiteracy)、推动小微金融机构(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的发展等。此外,经实证研究发现,运转良好的再分配体系能有效抑制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和完善本国收入再分配制度方面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