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老化和疾病谱的转变给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探索医保体系的改革和调整方向以期提高医保政策的实施效率,除了需解决医保体制自身的问题,还需考虑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本文从个体的不健康行为入手,旨在探讨医疗保险是否会诱导被保险人参与不健康行为,从而导致事前道德风险的产生。这将有助于从源头找到医保改革和调整的方向,提高医保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现实意义;并吸引相关研究者从个体行为研究的视角审视医保政策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首先,在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厘清医疗保险、不健康行为与健康结果三者之间理论关系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简称CHARLS)2011年和2013年的面板数据,采用Probit模型,研究了医疗保险对抽烟、过度饮酒、不经常运动三种不健康行为的影响。为了处理选择性偏误造成的模型内生性,选用倾向值匹配(PSM)的方法对样本重新进行匹配,探讨医疗保险对不健康行为的因果影响。两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医疗保险在当前还不会诱导被保险人参与抽烟、过度饮酒和不经常运动等不健康行为,不会诱发事前道德风险。其次,已有研究表明,健康水平会影响个人心理状态,进而影响被保险人健康行为的选择。为检验医疗保险对不健康行为的影响是否受到被保险人健康水平的影响,按照自评健康水平的差异将样本分为自评健康较好、一般、较差三个组别,利用Probit模型,分别研究医疗保险对抽烟、过度饮酒、不经常运动三种不健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医疗保险对自评健康较差组抽烟行为的影响较自评健康较好组更为显著,存在异质性;医疗保险对过度饮酒和不经常运动行为的影响均不受健康水平的干扰。再次,为考察医疗保险对不健康行为的影响是否受到时变差异的影响,本文以新农合政策为例,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研究了农村参合者的事前道德风向,分别分析了新农合政策对农村参合者抽烟、过度饮酒、不经常运动等三种不健康行为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参合者抽烟的概率较非参合者小33%,意味着新农合对参合者的抽烟行为不具有诱导作用;参合者过度饮酒的可能性较非参合者高7.8%,意味着新农合对参合者的过度饮酒行为具有显著的诱导作用;新农合对参合者不经常运动与否没有显著影响。最后,基于医疗保险不会影响参保者不健康行为的实证结果分析,本文提出了适时提高医保保障水平、有针对性地加强健康人群的健康保障工作、提高公民健康维护意识等短期建议。但本文认为,受到统计数据的限制,当前的研究结果未显示出医疗保险对不健康行为的强烈诱导趋势,但根据已有研究及当前医保政策的发展现状来说,参保者的不健康行为的确会影响医保政策的实施效应,并且当前医保制度的顶层设计的确存在“预防功能”发挥不足、保障缺乏精准性等问题。因此,本文在政策建议方面将重点强调医保制度的调整和改革应以促进主动健康为导向,努力弥合医保管理方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医保政策设计的精准性,提倡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