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为《周礼》《仪礼》《礼记》的简称,“三礼”经文中对乐舞的记载是杂乱无章的,但在历代注疏中却呈现将其分为文舞、武舞和大舞、小舞两类的倾向。因此通过梳理“三礼”中文舞、武舞和大舞、小舞分类形成的过程,探究两种分类形成的原因并探讨文武舞、大小舞的分类对万舞解释的影响,对古代乐舞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共分为七部分。绪论部分梳理了国内现有“三礼”乐舞研究,认为尚缺乏对“三礼”乐舞分类的研究。第一章讨论了“三礼”中的乐舞,认为“三礼”经文中对乐舞记载的杂乱无章是历代经学家对乐舞进行分类的原因。第二章通过梳理文舞、武舞体系形成的过程,提出文舞、武舞具有使用干戈、羽籥的自然属性和表现禅让与征伐、文治与武功的两种政治属性,政治属性的产生源于周公“制礼作乐”时乐的“象德”模式的转变。认为“六代乐舞”的概念源自《韩诗内传》,并探讨了自然属性与政治属性的形成对经学家判断六代乐舞性质和设计祭祀用舞的影响。第三章通过梳理大舞、小舞分类形成的过程,提出大舞、小舞的分类正式确立于唐代贾公彦。经过经学家的逐步建构,“小舞”之“小”指年幼少时所学之舞、指规模较小之舞、指用于祈请之舞;“大舞”之“大”指成年所学之舞、规模较大,声容兼备之舞、指用于天地宗庙正祭之舞,同时总结出“乐章”和“舞具”是经学家对大舞、小舞进行区分的两种思路。第四章梳理了历代注疏家对万舞的不同解释。唐代孔颖达为调和《毛传》与《公羊传》的不同,提出万舞为舞之总名的观点;北宋陈旸首将六代乐舞中的《大濩》与《大武》纳入万舞的解释中;南宋吕祖谦首将文舞、武舞的分类纳入万舞的解释中;清代马瑞辰又将大舞引入万舞解释中。最后,清代孙诒让综合前人的观点,认为万舞为六代乐舞之通名,由此逐步扩大了万舞的内涵。第五章为结论部分。共提出三点结论,一是认为文舞、武舞的分类起源于远古乐舞;二是认为《周礼》中的六代乐舞并非“大舞”,帗、羽、皇、旄、干、人舞非“小舞”;三是认为大舞、小舞的分类可包含文舞、武舞,大小舞的分类较文武舞的分类晚出是由于文舞、武舞侧重于“通经致用”,对乐舞的设计具有实践意义,而大舞、小舞只是从学理的角度对乐舞进行分类,并认为文武舞、大小舞体系建立的原因是基于文本诠释和礼乐实践的需要。最后展望部分讨论了本文的不足,以及本课题继续研究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