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经济发展的历程本质上就是工业化的过程,而城镇化发展水平就是工业化程度的最直观表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贫富收入差距拉大,贫困人口仍处于较低的生活水平;粗放型的产业扩张使河流、土壤环境遭到破坏,空气质量问题日趋严峻;盲目扩大城市规模降低了城镇化发展质量。2013年,联合国在“利马宣言”中将包容性增长理论与工业化结合,随后又在《2016年工业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包容性可持续性工业化概念,恰好与中国倡导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相吻合,也为未来中国工业化道路指明了方向,即将“实现长期的、具有社会包容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工业发展”作为工业化发展的核心,走机会均等、兼顾公平、惠及大众、环境友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进而推进我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但这对于中国来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在于,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能够使中国工业化发展更具生命力和持续性,改善失衡的就业结构,减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挑战在于,国内外对于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的研究刚刚起步,对于中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和概况没有清晰地认识。另外,中国城镇化水平在过去几十年里突飞猛进,在经历了规模和数量快速扩张的阶段之后,城镇化建设到了要从“量”向“质”飞跃的阶段。在着力发展包容性理念的背景下,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对城镇化发展质量会造成何种影响,如何保障城镇化建设质量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对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质量测算的基础上,研究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对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影响,不仅能对我国现阶段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现状有更直观地了解,对改善落后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理论方面,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论、库兹涅茨倒U曲线、诺瑟姆曲线、包容性增长理论构建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对城镇化发展质量影响的理论模型,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实证方面,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采用联合国(2016)提供的方法测算2007-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水平,对比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现状及优劣势;第二,从居民生活质量、经济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和城乡一体化质量四个方面构建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对30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评价;第三,利用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面板模型,建立一个以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为门槛变量的分类指标函数,检验其门槛效应,并在存在门槛效应的情况下,分区间讨论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对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以下结论:(1)四大区域包容性工业化水平有增有减,可持续性工业化水平稳步提升。2007-2016年,东部、中部地区工业包容性水平小幅上升,西部、东北地区工业包容性水平有所下降;而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的工业可持续性均呈现稳步提升。(2)我国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水平逐年上升,但大部分省市仍处于较低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水平,地区间差异较大。2007-2016年,我国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水平逐年上升,并在2012年实现了由低水平向较高水平的跨越,年平均增长率达13.85%,仅宁夏、青海两省为负增长;东部地区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得分遥遥领先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3)全国城镇化发展质量整体水平偏低且两级分化明显。2016年,我国有超过一半的省市仍处于较低质量的城镇化发展阶段;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明显优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增速明显,贵州、宁夏、甘肃、重庆和陕西五省位列城镇化发展质量增速前五名。(4)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对城镇化发展质量存在正向显著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并以双重门槛值7.373、29.860为边界,将样本观测值分为三个区间。在低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区间(isid≤7.373)里,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能够显著地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在较高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区间(7.373<isid≤29.860)里,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对于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拉动能力减弱;在高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区间(isid>29.860)里,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工业化对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的作用继续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