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規小說是明代胡應麟提出的小說六分類中的一種。從字面意思看,有勸戒、規諫之意;從內容上看,大致指向《顏氏家訓》《袁氏世範》《勸善錄》《省心雜言》之類注重教育世人修身、處世、治家的作品。它結合了中國文學的教化傳統並加以張揚,體現了當時的人們對小說功用的一種認識。經過唐五代的緩慢發展,箴規小說在宋元時期進入爆發期。初步統計,在這一時期,應當至少有76部箴規小說作品,可根據內容分為因果報應、品德修身、治家勸世三類。其中,因果報應類數量最多,且往往故事大同小異、情節簡單,通常對普通民眾勸作善行,對官員勸作善政。它的亡佚比例最高,大多數撰者不明姓名身份,已知撰者也往往層次較低,名不見經傳。品德修身類側重士人自身的道德培養和學識培養,還有對為人處世的經驗之談與官員上任從政的指導等等,與童蒙書、官箴,以及包括言行錄在內的逸事和3)言小說存在部分重合。治家勸世類主要是一些家訓、俗訓、女訓類作品,吸收了家訓、俗訓、女訓中具備小說形式、符合小說規定的著作。唐五代箴規小說在三個類別中的分佈情況與宋元時期差異較大,是受到社會發展與文化發展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宋代與元代的箴規小說之間也存在類似情況,一方面是因為社會環境變化,文學進一步下沉,另一方面則與元人注重實用有關。在命名上,箴規小說的書名中往往會有至少一個字與箴規行為或道德品行相關,可以為確認已經亡佚的小說是否是箴規小說提供幫助。宋元箴規小說的迅速發展,主要是當時不斷強化的勸戒意識、逐漸獲得正統地位的理學思想、更加繁榮并加速流動與融合的文化、進一步滲透各階層的宗教思想合力作用的結果。《自警編》作為宋元箴規小說的個案考察對象,有其獨特的價值。通過對其版本流布情況的考察,可以發現《自警編》在明代進入刊印的高峰期,而幾個較為重要的明代刊本之間有著緊密的連續關係。在取材上,通過對書中涉及人物和所引書籍的分析,可以考察編者最為欣賞的名士名臣範圍,藉此了解當時哪些政界人物享有廣泛聲譽,并得出趙善璙深受理學家的影響,對理學思想持肯定和接受態度的結論。在結構與分類上,《自警編》採用了較為少見的雙層目錄結構,分目3)碎,邏1並不嚴密。其編排順序受到了理學家修身齊家治國言論的影響。在分類的命名上,《自警編》打破了傳統的二字格式,顯得錯落不齊,體現了編撰上的隨意性。作為第一部以自警為名的箴規小說作品,《自警編》開創了品德修身類箴規小說中以自身為指向的撰作傳統,對後世具有一定影響,并對一些已經亡佚的作品有1佚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