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的时代,我国经济也逐渐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同时,面对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资本在全球范围的重新配置,提升创新能力实现转型升级变得至关重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作为创新的重要实施者,企业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塑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激发和培育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已有关于制度基础观与企业创新的研究,往往忽略高管在其中的重要性,基于此,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原因尚需进一步探究。本文从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出发,研究高管薪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我国政府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否随之步入了更高水平?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表明,在制度环境演变的过程中,企业内部的各项经营活动也会随之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变化,现阶段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会有怎样的影响?更进一步地,制度环境通过哪些方式影响到企业的创新?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某种传导机制?在企业内部,高管虽为代理人,然而企业内的一系列创新决策往往由高管制定,在很大程度上高管肩负着企业的创新发展任务。创新活动具有较高的失败率,具有风险规避倾向的高管往往缺乏创新热情。委托代理理论表明,对高管实施合理的薪酬激励能够促使高管更加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而创新便是其中的重要一项。根据制度环境相关理论,制度环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高管薪酬契约。因此,结合我国当前鼓励万众创新、激发企业家精神的现实制度环境,基于制度环境相关理论、高管薪酬相关理论和企业创新相关理论,以企业高管薪酬为切入点,深入挖掘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理,以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首先,从我国制度背景出发,全面研究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其次,基于相关的研究理论,从高管薪酬视角,深入研究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的传导机制,最后,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实证分析上述传导机制的合理性。具体而言,本文通过研究发现:(1)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是如此。(2)制度环境能够通过高管年薪和股权激励提升企业创新水平,这一结论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3)制度环境能够通过高管在职消费提升企业创新水平,这一结论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4)制度环境能够通过高管薪酬(货币性薪酬和非货币性薪酬)提升企业创新水平,这一结论同样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1)优化制度环境,促进企业家精神发挥,提升企业的各项创新创新能力;(2)研究和设计契合我国现阶段的高管薪酬体系,激发高管的创新潜能;(3)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采取不同的创新激励方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投资水平。本文的贡献在于:理论方面,深入探究了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理;构建了制度环境通过高管薪酬最终影响企业创新的传导机制;深化了高管薪酬的相关研究。现实层面:从企业创新和薪酬激励视角探寻制度环境的深远影响,突出高管薪酬契约的重要意义;为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