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法律限制地方政府举债的少数国家（2014年前）,同时也是为数不多的地方政府债务超过中央政府债务的国家。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迅速膨胀,成为境外机构唱空我国的主要借口之一。地方政府债务已成为我国经济中的“灰犀牛”,控住地方政府债务,已成为中央政府与学界、业界的共识。在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如何增进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是理论与实践热点。现有理论肯定地方政府债务合理性,地方政府债务在符合黄金法则等情况下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但规模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不仅会威胁财政可持续性,还会影响金融稳定和长期经济增长。本文基于财政收支恒等式,论证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的路径:降低地方政府债务成本、提高经济增长率（提高公共投资质效）、增加基础财政盈余等措施。本文用2009-2018年地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证实了政府债务产生的必然,以及加强管理增强债务持续性的必要。本文梳理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发展与监管历程,准确把握地方政府债务范围与实质,将地方政府债务持续增长归结为在政治集权、财政分权与金融隐性分权框架下的四大要素（压力、借口、机会、动机）:地方官员在GDP显绩为主要考核的政治晋升锦标赛激励下（动机）,面对发展经济的融资压力以及原有债务续贷压力,在分税制改革财政收支不平衡及举债前门开得不够大的借口下,面临银行等金融机构因预期政府兜底幻觉偏好为政府项目盲目融资的机会、以及缺乏准确数据而外部监督不到位的机会下,通过融资平台贷款、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金融手段持续做大隐性债务。同时运用2009-2018年地级行政区党委书记与行政主官晋升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官员任期内经济增长对其晋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债务增长对其晋升并无显著影响,较好解释了制约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原因,为制定完善官员晋升规则提供新的参考。在降低地方政府债务成本方面,本文重点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的主要方式）发行利率的主要影响因素,这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显得更为重要。本文运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数据,对其发行利率和同期国债的利差,与发行人经济结构、政府债务率、债券特征及市场资金供给等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较好的经济结构与较低的政府债务率显著降低了地方债券的发行利差,实证结论为降低地方政府融资成本提供参考。此外,本文深入分析了日本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其降低融资成本的工具（FILP、JFM、地方政府债券）提供了较好参考意义。PPP原本作为我国提高公共投资质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举措。本文构建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官员激励与地方政府采用PPP模式的影响机制,运用财政部PPP项目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地方官员特征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数据集,对2014-2018年地级行政区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定量分析表明,官员晋升激励与卸责激励下,地方PPP除与官员变更密切相关外,还与地方隐性债务显著正相关,说明应用PPP模式与解决当期融资问题相关,反映PPP推进过程存在一定的融资导向,从侧面反映政府债务前门开的还不够大,这并不有利于增进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本文还深入分析了日本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经验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处置教训。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经历20世纪90年代高增长后,得益于系列改革措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及占GDP比例持续下降,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其中重点分析日本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措施,降低地方政府债务成本的工具,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机制等。希腊政府债务处置教训反映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严重后果,更要关注政府债务用途与结构,实现基础财政盈余,这是希腊走出债务危机的关键。基于上述研究与分析,本文从化解即期债务、降低债务成本、提升投资效率、增进基础财政盈余、加强债务监管等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