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以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被誉为“清末三大词话”,“三大家”对花间词的评价也形成了近代以来人们对花间词的重要认识。陈廷焯以“沉郁”为标准来论花间词,一方面认为花间词取法不高,违背风雅精神,一方面认为温、韦接续风骚,为本原所在,两极的评价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云韶集》到《白雨斋词话》,陈氏对温庭筠在词史上地位的评述和判断花间词作优劣所确立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况周颐对花间词评价极高,确立“艳骨”和“穆境”的理论,从词史角度上重新确立了花间艳词的地位,以“艳骨”为标准来评价和审视了词史上婉约词的创作成就,并赋予“艳骨”、“穆境”与其他著名词学范畴一致的地位。从词的发展阶段来说,王国维论词推崇唐五代词,通过温、韦词与南唐君臣词的对比,确立了李煜与冯延已在五代词史上独树一帜的地位,轻视了花间词的艺术创作。《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与《词录》中论花间词是《人间词话》的重要补充。三大家论花间词有其词学渊源,也呈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