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对于古典小说史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文学是作者对所处的现实的反映,而这一时期发生的壬辰倭乱和萨尔浒战役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最为重大的社会变动。壬辰倭乱的发生导致了东亚各国势力的变化。明朝派遣大规模的军队援助朝鲜,在难以接触到外国人的古代社会,明朝的援兵为当时的朝鲜提供了一个深入认识中国人的机会,战争结束后有些朝鲜人甚至跟随中国军队来到中国生活。明朝援助朝鲜造成了中国辽东地区防御实力的削弱,而努尔哈赤所统领的建州卫女真却趁机壮大了自身势力。1618年明朝为讨伐努尔哈赤而要求朝鲜派兵,对明朝要求持消极态度的光海君最终派出了一万三千名援军。萨尔浒战役也使当时的朝鲜加深了对女真族以及努尔哈赤的了解。这些都成为富含中国形象作品产出的原因之一本论文即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以壬辰倭乱和萨尔浒战役为背景而创作的汉文小说《壬辰录》、《崔陟传》、《周生传》、《韦敬天传》中出现的形象鲜明且具有较高研究意义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周生传》、《崔陟传》中出现了中国浙江的钱塘和杭州等地理空间的形象。《周生传》将地理空间背景设在钱塘,钱塘作为周生的故乡,对于周生来说不仅可以得到心灵上的慰藉,同时也是可以施展自身才华并能够享受美好生活的地方。可以说钱塘对于周生是象征着欢乐和希望的仙境。《崔陟传》中从崔陟来到中国到最后回到朝鲜,其主要活动舞台是浙江杭州。杭州可以说是崔陟一家幸福生活的第二故乡。浙江地理空间形象的出现,是因为作者权韠和赵纬韩他们不仅对中国知识非常熟悉,且同当时赴朝鲜作战的明朝援军有诸多交流,对当时的浙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不仅如此,将活动空间设在国外的浙江杭州,不仅能够引起读者们的兴趣,且具有一定的浪漫色彩。一个国家的形象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这些形象均是围绕人物展开的,所以说人物形象是一个国家形象的核心。在以壬辰倭乱为背景的汉文小说中刻画了众多中国人的形象。《壬辰录》中刻画了性格傲慢但却逆转了朝鲜不利局势的李如松形象和救朝鲜于危急之中的汉将关羽形象；《崔陟传》中向我们展示了虽仍被看作是尚未开化的‘野蛮人’,但却充满智略而将女真族发展壮大的努尔哈赤形象；《周生传》和《韦敬天传》刻画了因战争的阻挠无法与心爱的人团圆而痛苦万分的周生和韦生的形象。通过对这些形象的研究,我们可以把握当时朝鲜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以及背后深层次的文化涵义。朝鲜在历史上与中国形成的宗主番邦关系在共同抗倭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国内的统治理念也以儒教思想及朱子理学为根基。特别在壬辰倭乱后,朝鲜上下更因为明朝的‘再造之恩’而形成了强烈的慕华意识,甚至在明朝政权灭亡后仍坚持追随明政权、蔑视后金政权的华夷观。因此本论文考察的作品中虽然也出现了李如松等人物的某些负面形象,但在当时朝鲜人眼中关羽、李如松以及普通浙江人等的正面形象仍是主流。其深层次的原因即是朝鲜对于明朝的‘再造之恩’的感激之情以及尊明事大思想。但是,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未能将本论文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做得更加深入,继续深入研究并将研究范围扩大至以丙子胡乱为背景的汉文小说中出现的中国形象从而全面把握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轨迹将是笔者今后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