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罪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罪名,尽管我国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其作出了列举式的界定,但规制越多,该罪的构成要件却反而日益模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刑法第225条第(四)项兜底条款自身存在先天性立法缺陷,即空白罪状与弹性条款相结合,且在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作用下,本罪逐渐从扩张走向变异,不仅违背了罪刑法定主义,而且与刑法的谦抑性背道而驰;另一方面,近年来,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相继出台,将涉及多个经济领域的新类型的违法行为明确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进一步扩充了非法经营罪的外延。此外,司法实践中某些法院的判例也壮大了非法经营罪的涉及领域。当然,兜底条款除具有缺陷外,也具有其自身存在的理论价值,它能弥补成文法具有局限性的立法缺陷,增加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对扩充刑法涵盖面、兼顾刑法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阶段的现实需要。然而,纵观我国司法实践,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在适用上逐渐趋于扩张化,严重冲击着刑法的明确性以及权威性。司法不统一,同案不同判现象屡见不鲜。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适用问题已是目前我国理论界乃至实务界的争议焦点,若适用不当,必然会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至于法官在适用刑法条文时出现不同的意见分歧,无法进行统一裁判,也就不能达到法律所要追求的防止司法擅断和保护人民自由的目的。本文所涉及的案例就是笔者在实践中遇到的典型案件。因此,笔者旨在通过本文写作总结出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在适用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再针对具体问题探讨正确适用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对策与途径,合理限制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适用范围,以期规范兜底条款的司法适用,对我国司法实践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