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m Art在20世纪中国始终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他者而存在，理论界在各时期因社会、文化和艺术的现实需要而对Modern Art作了不同的误取和改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理论界用“新派画”来命名Modern Art，强调的是其“新”的一面。“新派画”因为“新”，来自“西洋”而代表了一种价值，“现代”一词在当时则主要是一个时间概念。“新派画”是理论家从文人画的视角解读ModernArt的产物，是主观的表现的，甚至被看作是受文人画影响的结果。通过言说“新派画”，理论家表达了旧式文人画的趣味和审美风尚。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政治意识形态与西方的对立，Modern Art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艺术”再加上“颓废”、“堕落”、“腐败”这样的形容词，便是社会主义中国对ModernArt的道德主义宣判。Modern Art不再是“新”和“现代”的代表，相反却是最腐朽堕落的艺术。“颓废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标签成了改革开放后新一代人接受Modern Art却之不去的阴影，用旧有的意识观念来判断Modern Art，视其为假恶丑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有人在。1979年到1984年，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了观念的变革，Modern Art被意译为“现代派美术”，体现了对意识形态依然心存畏惧的理论家对Modern Art的策略性改写和转述。“现代派美术”是新时期理论家以“现实主义精神”论构造出的Modern Art形象，其特征表现为对思想内容的道德主义宣判和对其形式创新的委婉肯定。1985年以来，随着新潮美术对Modern Art的模仿和实践，“现代派”这个概念因为其内涵的贬义性指向而逐渐被抛弃，Modern Art被还原为“现代艺术”，理论家更多地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重新解读Modern Art。文化视角代替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视角，“现代艺术”逐渐成为Modern Art在中国的一副新形象，被理论家描述为现代性文化的表征和“人性的归复”。 检视Modern Art在20世纪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形象，从“新派画”、“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现代派”到“现代艺术”，内涵各不相同，所指也各有偏重，而其背后则是理论界表达话语的现实需要。视角从外到内，从立足于自身的注视到深入内部语境的解读，对．Modern Art不断趋近的过程，也是理论界逐渐认识自身的过程。中国理论界通过对Modern Art的言说，表达了自身的理论诉求，每一种形象的背后都是一次理论的更新，意味着一种话语的被接受和另一种话语的逐渐淡出。Modern Art作为他者，作为20世纪中国理论界的一面镜子，凸现了“洋为中用”的思想在东西艺术交流中的深刻影响，“用”的思想最根本地影响了Modern Art在中国的理论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