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的原始含义是指道路,规律以及做事的正确方法。道家有道家之“道”,儒家有儒家之“道”、名法也有名法之“道”百家之间各持一端、莫衷一是。儒家作为百家之一,自孔子之后就一直奉行以“忠恕”为根本的内圣外王之“道”来作为自身最高的价值追求。但是先秦儒家之“道”的内涵和性质发展到宋代之后却从根本上经历了一次转变,那就是从之前经验性的形而下的“道”转变为兼具形上形下双重性质的“道”,宋代理学家中对“道”的性质进行转变和革新最具代表的学者就是朱熹。通过对前代思想的继承,朱熹之“道”既具有了宋之前传统儒家之“道”经验性的一面,同时又通过对佛老思想的批判性吸收而获得了其形而上的超验性一面。形而下的经验性的“道”就是“路”,这个“路”具体到人伦日用之间就是儒家所说的“礼”,“礼”“路”都是一种经验性的形而下存在。而朱熹之“道”的形上性质则大致在两个层面体现:其一是作为“体”的“道”,此时“道”与“天理”地位相当,它是超验的本原和所以然者且为事物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形上性质另一层面的体现就是作为“用”的道,它主要是以“工夫”的形式呈现出来。超验的形而上之“道”作为世界的本原处于一种“体”的地位,“工夫”与“实践”就表现为“道”之“用”。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工夫”本身主要是一种经验性的实践活动,所以“工夫”并不纯粹是形而上的也包含有形而下的内涵。在朱熹看来“做工夫”和躬行实践不仅是先秦以来儒家一贯的传统、孔子强调要“敏于行”,更重要的是只有“工夫”才是我们将被人欲所遮蔽的“天理”重新在人的心中明白过来以成为自觉自明的人而不是“鬼”的根本途径。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通过预设一个先验性的“理”或“道”为事物之存在提供一个本原的依据,不仅使得“理学”与前代儒学在研究的范围和视域等方面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差异而且也是中国哲学内部从“经验论”“本末论”到“本体论”“体用论”范畴的重大跨越。所以从这个层面讲,朱子确是中国哲学发展的过程中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朱子哲学对于整个中国哲学的研究都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此外朱子之“道”所兼有的形上与形下的双重性质,不仅在对儒释道思想的继承和对之后的“朱子学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有着很深的影响,而且这种具有形而上意义的超验之“道”也使得朱子哲学与西方哲学某些领域比如对“人”自身的反省与重视有着诸多对话的可能。朱子哲学不仅对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很大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性,所以它仍然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