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步入快速发展时期，对非农建设用地的膨胀性需求导致被征地农民群体数量激增。被征地农民失地后职业流动面临的就业困境已经成为一个逐渐凸显的社会问题。能否解决被征地农民的职业流动问题，使其顺利实现非农就业，规避向下流动风险和获取向上流动的就业发展机会，不仅关系到被征地农民个人城市融入的市民化进程，而且关系到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关注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的就业问题，也是当前国家提出消除贫困人口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内在要求。　　本研究在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发现，已有研究主要从就业参与、职业分层、就业收入、职业适应等静态视角研究被征地农民就业问题，而基本没有从职业流动的动态视角系统性探讨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这不利于我们了解被征地农民的职业发展轨迹和特点，也难以深度解释被征地农民就业行为的演变规律，因而也很难针对性地提出应对之策。基于此，本研究围绕“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影响因素”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系统探讨。　　首先，本研究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制度变迁等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框架。其次，系统地回顾了新中国成立至今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的历史演变过程，并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在职业分层和排序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我国被征地农民的职业流动特点及职业分层和职业结构特征。再次，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状况、制度环境等多个层面，分别对影响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的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最后，根据实证得出的结果，简要提出解决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就业问题的针对性政策建议。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本研究参考李春玲的职业分层标准，根据实际调查获得的被征地农民职业信息，并采用职业声望量表的方法对职业层次进行排序，把晋江市被征地农民的职业分为九大层次，从低到高分别是无业失业者、半失业者、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　　第二，从职业流动状况来看，总体上，被征地农民失地后整体就业状况改善不明显，整体的向上流动率只略高于向下流动率，职业结构仍呈“金字塔型”的凝固化状态。具体而言，从职业流出方向看，随着被征地农民职业层次的提高，向上流动率和向下流动率总体均呈递减趋势，职业发展和职业风险的可能性同时递减；从职业流入障碍看，随着职业层次的提升，职业进入障碍增大，以个体工商户职业层次为分界线划分的两个次级群体一般只在各自群体范围内流动；从职业稳定性看，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次数较多，职业流动周期较短，职业稳定性较差。　　第三，分别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状况、制度环境四个层面的变量对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的影响进行交叉列联表分析，得出结论：（1）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助于促进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上流动，抑制职业向下流动；具备非农工作技能能促进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上流动，抑制职业向下流动；具备培训经历能促进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上流动，抑制职业向下流动；健康状况的优化有助于抑制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下流动，但对向上流动的影响呈现出先负向后正向的趋势；征地后非农工作时间越长越有助于促进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上流动，抑制职业向下流动。（2）失地后人际关系网变大能同时减少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比例；政府或社区提供就业帮助、个人关系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帮助同样会同时减少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比例。（3）被征地农民家庭附近有经济开发区会导致其向上流动的比例减少，向下流动的比例增加；较大的二三产比值会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上流动比例减少，向下流动比例增加。（4）多元化的征地补偿方式有助于促进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上流动和抑制职业向下流动；具备城市户口能同时降低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比例；参加养老保险会提高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下流动的比例，减少向上流动的比例。　　第四，在单因素相关性分析基础上，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状况、制度环境、个人基本情况等层面对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综合分析。得出结论如下：（1）“年龄”、“各征地年份二三产比值”变量对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均产生显著性的负向影响；（2）“受教育年限”、“征地后工作时长”变量对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均产生显著性正向影响；（3）“征地后人际关系网是否变大”、“政府或社区就业是否提供过就业帮助”、“当前职业是否通过个人关系”变量均对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下流动产生显著性负向影响，对向上流动的影响均不显著；（4）“各征地年份GDP”变量对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下流动产生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对向上流动的影响不显著；（5）“是否具备非农工作技能”、“是否有货币补偿外的补偿方式”变量对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上流动产生显著性正向影响，对向下流动的影响不显著；（6）“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是否有培训经历”、“附近是否有经济开发区”、“土地补偿金”、“户籍性质”、“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变量对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的影响不显著。　　第五，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构建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网、建立创业的扶助机制、促进产业与就业协调均衡发展、探索多元化征地补偿制度等政策建议。　　本研究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多维度地设计了影响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的各种变量,通过理论分析方法和列联表分析、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等实证分析方法对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性分析，可以丰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研究领域。同时，“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人力资本的就业功能越来越强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仅起到就业保障而无就业提升功能”、“产业结构调整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就业问题，长期内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均衡”等研究观点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另外，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促进被征地农民就业提供决策参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