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委员会的建立,突破了国家权力原有的运行体系,突破了刑事诉讼法以往确立的公职人员法律监督制度。监察委员会作为一个全新的监察权行使机构,以国家根本法修改和基本法律制定的形式,纳入国家权力运行体系。监察调查融合内部审查、行政监察和职务犯罪调查,三者同步走向公开化、规范化、法治化,彰显了法治思维在反腐败领域的积极意义。监察机关留置措施的立法创制,脱胎于纪律检查机关“两规”和原行政监察机关“两指”调查措施。留置的政治属性和法律属性,以及究属纪律审查、行政调查、刑事司法、监察调查等何种权力性质的问题,备受法学界关注和讨论。就监察法立法模式来理解,监察机关行使具有独立性质的监察权,本文认为留置措施则是一种新形态、直接限制人身权利的强制措施。就当前监察法实施成效来看,留置措施的属性更全、对象更广、权力更大,但立法释义和具体制度规范仍存在模糊地带,人身限制缺乏梯度性,留置场所规定不明,审批程序设置过严,且实践中适用率偏高、期限较长,适用缺乏明确标准,尺度把握不一,部分案件程序衔接不畅,需进一步改进。由于留置措施的决定主体、执行主体和监督主体混同,司法监督缺位和权利救济程序不足,容易引起学术讨论和社会舆论的质疑。现有研究多数从法律规范、制度逻辑角度出发,以法理学、宪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研究方向,对留置措施的法律性质、程序衔接、权利保障等问题作出详细讨论。但考察留置措施的现实运行情况,透过措施适用的数据和案例提取实践做法,找出实践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着墨较少。因此,本文基于留置措施立法解读和实证考察,采用规范分析、比较分析、实证调查等研究方法,归纳留置措施适用实践所存在的问题和争点,分析产生实践问题争点的立法理念、制度设计、理解认识和实践执行等方面的原因,讨论制度回应,思考解决路径。具体而言,监察机关适用留置措施,可以借鉴域外令状制度,探索留置措施审查决定诉讼化,并应用法律保留、正当程序和比例原则,构建强制措施体系,规制监察调查行为,统一留置实施标准。在现行法律框架中,监察机关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适用留置措施的证明标准应与刑事强制措施一致;对仅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的,审慎采取留置措施。对于退回补充侦查阶段的留置案件程序衔接,不得程序回转、再次采取留置措施;对于管辖互涉案件,应当保证其他机关有效侦查。留置必要性审查应当作出实质性的探索和应用,在留置专区实施的调查行为有必要纳入司法监督范围。被调查人权利救济程序亟待补充完善,在职务犯罪案件律师辩护权方面需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