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速推进,世人在享受到现代文明福祉的同时,却陷入了一连串忧虑的漩涡,这些忧虑都来自于可持续发展信心的丧失,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在于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早年生产能力很高,生产价值很大的原生生态系统在人类的不合理的干预下迅速蜕变,降低了原有的生产能力和人类的可利用价值,以至于无法支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学术界对生态问题的研究逐步聚焦到推动已蜕变生态系统复位的研究中来,并将这样的努力总称为生态恢复。在动用现代自然科学不理想的情况下,不少自然科学工作者纷纷向社会科学同仁发出呼吁,倡导跨学科的研究,特别是需要将人的因素考虑进去,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去对待,以便提高生态恢复的成效。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在20世纪末正式推出了生态人类学这一边缘学科,将生态恢复纳入核心研究对象去展开工作。喀斯特地貌在我国西南地区分布十分密集,其中最典型的景观包括石林带、峰丛洼地、孤峰残林、缓丘等等。由于喀斯特地带存在一系列独特的地质地貌特征,进而影响到在喀斯特山地的生态系统也独具特色,这样的特点在人类的不合理利用和干预下,所属生态系统很容易蜕变,一旦蜕变后,地表会呈现基岩裸露,表土被剥离,仅岩缝中有少量土壤残存,这样的地质地貌景观一旦形成,早年繁茂的丛林就会蜕变为着生于岩缝的稀疏荒草灌丛生态系统。对这样的生态蜕变,学术界总称为喀斯特山区的石漠化。石漠化生态蜕变一旦酿成,不仅很难自然恢复为原生丛林,即使动用现代技术也难以使之长出健康的乔木来,其生态恢复的难度超乎其他生态系统的蜕变。因而学术界将喀斯特山区的石漠化特称为“土地癌症”,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意在强调在这样的地带实施生态恢复,目前还没有妥善的对策。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健全与完善,各民族文化的资料也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在学科内逐步形成了如下共识:自然界包括生态系统在内的各种因素的运行与相互作用,在漫长的地质史上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其稳定期超越了人类社会存在的整个时段,因而在短期内快速呈现的生态蜕变,虽然有其自然原因,但关键在于人类的不合理利用和干预,要实施生态恢复就得从改变人类资源利用的方式入手,才能完成生态恢复的使命。考虑到特定人群对资源的利用受制于该人群所属的民族文化,要改变资源利用方式,关键必须从民族文化的再适应入手,就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恢复的实质正在于采取文化对策才能化解生态恢复的各种难点,也就是对相关民族文化实施诱导重构和文化要素嫁接。立足于上述认识,生态人类学主张发掘利用相关民族的本土生态知识,针对性的选用现代科学技术,完成民族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与现代的有效结合,才是生态恢复的根本手段。本论文立足于上述认识,选取最具典型意义的喀斯特石漠化地带展开民族本土生态知识的收集、发掘和利用研究,力图为喀斯特石漠化的生态恢复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对策范式,并希望这一范式的建立能为类似地区的生态恢复提供参考和借鉴。笔者选取了石漠化灾变最严重的地段麻山地区作为田野点,通过田野调查发现,麻山地区的苗族是当地的世居民族,当地苗族的传统生计在高效利用生物资源的同时,能成功地规避当地所属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以至于在有史可考的10多个世纪里,石漠化现象隐而不显,但仅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在外部社会的干预和冲击下,当地苗族的传统生计发生了快速的递变,随着生物资源利用方式的变迁,所处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受到直接的冲击和扰动,从而导致了大面积石漠化灾变的发生。但隐含在传统生计中的本土生态知识和技术技能,尽管受到了冲击和窒息,但并没有完全失传。通过资料搜集,复原这样的本土生态知识和技术技能,目前还容易办到。以此为基础,本论文进一步论证了麻山苗族本土生态知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若能因地制宜地把引进科学技术与本土生态知识相结合,改变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也就成为可能,而且在田野调查中,还找到了确凿的证据,表明在高度石漠化的区段实施生态恢复完全可行。以上述资料和逻辑分析为依据,本论文意在证明生态恢复不是纯粹的自然过程,而是一项特定民族文化规约下加速蜕变生态系统复位的社会性恢复系统工程,生态恢复的实质是立足于民族文化与所处生态系统的适应去发掘本土生态知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内核,实行人地关系的和谐共荣,这一结论虽然仅仅来自于对峰丛洼地的探讨,但对于其他形式的生态恢复具有普适性价值。原因在于民族文化是地球生命圈中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这样的能动性必然具有两重作用,既可以导致生态蜕变,蜕变后的生态恢复也得凭借这一力量,因而实施生态恢复只能有赖于文化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