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是近年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至今已形成多个学术流派。其中,自由主义是当之无愧的理论霸主。作为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哲学,以罗尔斯（John Rawls）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凸显了西方社会的三大严重困境:个人主义泛滥、道德的缺失和国家中立的危机。这些问题刺激了社群主义的三位“主将”——桑德尔、麦金太尔、泰勒——分别从哲学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三方面对自由主义展开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可以说,社群主义发生与发展映射出自由主义理论所固有的局限性与盲点。桑德尔（Michael Sandel）版本的社群主义对当代自由主义之哲学基础的批判可谓刀刀见血。在他看来,这种自由主义在形上学、知识论和理论逻辑上都有严重的问题。从存在论看,道德主体必须是接受、认同共同体目的并实践共同善的“构成性自我”,而罗尔斯的自我却是先验和个体化的;而从规范论看,罗尔斯之道义论自由主义有关正义（权利）天然优先的观点是武断的,因为正义的优先性只能取决于它们所服务之目的的道德价值或内在善。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人对自由的理解不断地从集体角度向个人角度转移,因而造成了“程序共和国的状况”。而在桑德尔看来,民主政体若要良好运转,就必需建基于个体公民对国家及共同体之信任之上的公共参与。由此,公共生活才有可能复兴,公益政治才有可能实现。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共同体就必须是构成性的,而国家则绝不能是中立的,如此,联结个体与集体的公民身份纽带才可能形成并稳固。麦金太尔（Alasdair Mac Intyre）版本的社群主义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基础,对自由主义的道德哲学的主体论、价值论、规范论展开了批判。他认为,首先,自由主义道德哲学之主体论不以共同体而以个体为基础来界定自我,由此导致了道德主体的个体化;其次,自由主义道德哲学把善理解为个人偏好的满足并且接纳不同个体对善之观念的歧见性。由是,善本身被私人化了。而善的私人化至少会导致三个价值论方面的严重后果:道德规则与善分离、国家的中立以及公域和私域的分离;最后,在规范论方面,自由主义道德哲学的错误在于:德性的边缘化。麦金太尔进而阐明了他心目中理想的德性共同体,后者有别于现代国家和家庭,而具有许多古典主义特征:首先,它的规模较小,且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和自足性;第二,它类似于各种宗教团体,以宗教情感为成员之间的联系纽带;第三,它以共和主义为其基本的政治属性,鼓励其成员参与政治性的公共生活并平等地追求共同善;第四,它通过公民教育建立一系列允许成员公开辩论的论坛,借此培养其成员的公共道德意识和对传统的尊重,由此,德性共同体的共和理想和政治属性得以延续。泰勒（Charles Taylor）版本的社群主义则重在批判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制度安排。泰勒认为,自由主义的中立原则会加剧民主的内在排斥并导致一种表现为政治碎裂化状态的政治认同危机。作为一种可进行强评价的、自我解释的存在,人在面对多元文化时,必然产生“认同”与“承认”问题。鉴于个体认同事实上来自于他者承认,因此“承认的政治”可以成为尊严政治和差异政治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而这条道路又与现代社会想象密不可分。泰勒指出,祛除现代性隐忧的关键方法是构建市民社会,后者仰赖现代道德秩序的产生。因此,它必需是源自洛克的“L—流”与源自孟德斯鸠之“M—流”的汇合。其中具有市场经济与公共领域两种重要的调节机制。于其内,人们借助多元媒介进行多样交流并凝聚成公众舆论,后者会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正当性原则。而在这个市民社会中,宗教始终占据一席之地。泰勒之世俗时代的宗教观,乃是一幅由排它性的人文主义、内在的反启蒙思想和极具包容性的有神论所构成的复杂世界图景;于其内,人们可以为灵魂寻找一个舒适的慰安之所并为政治求得新的认同来源。自由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核心是权利（正当）优先于善,这点由其个人主义原则和普遍主义原则所支撑。而社群主义依据其共同体思想反对自由主义权利至上的共同体观,就必然会对后者的个体主义与普遍主义基础展开批判。在社群主义者看来,对权利、正当、共同善等概念必须做出历史的和具体的理解,而不是抽象的建构。权利依赖于善,而善又依赖于共同体,故其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演绎逻辑是共同体——共同善——权利。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之共同体思想的批判是深刻有力的,这促使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其共同体学说,从而推动了西方共同体理论的发展。但是,社群主义的共同体思想也有其软肋,其理论概念的模糊性削弱了其建构作用并使其具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这使其只能修正和补充却无法全面取代自由主义而成为西方社会理论的主流与行动纲领。尽管如此,对正在建设和谐公民社会的中国来说,社群主义的共同体思想依然可以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