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国突发公共事件频发,威胁公众生命和财产安全,而我国政府和媒体在危机传播过程中处于低效传播的状态。本文运用议程设置理论,以“天津塘沽大爆炸”事件为研究对象,分析该事件在危机传播的四个时期——潜伏期、爆发期、解决期和恢复期,政府、媒体、公众三者的议程建构,并进一步挖掘政府议程、媒体议程与受众议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选取《人民日报》、《天津日报》、《今晚报》的所有相关报道为媒体议程,天津市政府14场新闻发布会以及政府官方微博发布内容为政府议程,人民网强国论坛深水讨论区的主贴作为受众议程,厘清政府、媒体在议程设置具体操作中出现的偏失,探求产生议程设置偏差的深层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可行性的建议。研究显示,在“天津塘沽大爆炸”事件中,政府和媒体的属性议程在危机传播的各个阶段都具有较强的相互作用,政府设置了媒体的议程。而受众议程始终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在一些属性议程的选择中,甚至与媒体、政府的选择截然相反,呈现出错位状态。研究发现,造成“传播失衡”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且复杂的,包括新媒体赋权使得公众能够与政府和媒体抗衡;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追求;在政府公信力折损和网络海量不实信息裹挟下,公众对权威话语不再信任,加上危机事件的复杂性,以及涉及“官方”背景,公众质疑不断,并希冀掀起舆论倒逼政府发声而加大了政府和媒体的舆论引导难度。本文认为,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政府与媒体没有重视公众的利益诉求和情感关照,对舆论关切“选择性失明”,致使舆论反弹愈演愈烈。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危机传播过程中,政府和媒体应针对公众舆论风向积极回应公众关切,设置议题理性引导舆论,从详实的权威发布与真诚的姿态两方面寻找三者之间的同频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