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传播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元朝时期，伊斯兰教得以传播到全国各地。相当数量的汉、蒙古、维吾尔等族人因为政治的、经济的和通婚等原因改宗伊斯兰教。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民族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象征体系所具有的特性，常常在穆斯林中发挥有效的功能，是民族意识和情感的寄托对象。尽管如此，审视伊斯兰教在元代中国的地位及其传播、发展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伊斯兰教虽然在元代有了长足发展，但是所谓的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还是在某些地区或几个民族内的普及。这其中不仅有元代社会经济和政治作用的原因，也存在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影响。元代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多种宗教并存的朝代。通过对伊斯兰教在元代中国传播这一课题的考察，回顾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及其文化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方式、特点，总结元代政权对伊斯兰教事务的政策，探求伊斯兰教得以深入传播却未能成为主流宗教的原因，不仅可以为当今的多元文化的交流提供良好的经验，而且可以以史为鉴，对于今天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和新时期制定适宜的宗教政策，也是有益的。在不同的朝代，由于当时的统治者采取不同的民族、宗教政策，所以伊斯兰教的传播状况，以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因此，分阶段研究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考察伊斯兰教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点，总结发展规律，被认为是更科学、更实际的研究。通过透视历史，这种研究将有助于妥善处理当代伊斯兰教事务、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也有利于保持当代穆斯林聚居地区的稳定和共同繁荣发展。本文首先从回族形成、伊斯兰教管理制度的完善、元代穆斯林的概况等角度对伊斯兰教在元代中国的传播作了全面的历史回溯。在此基础上，探讨回回民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说明用 “元时回回遍天下”这句话来证明元代伊斯兰教徒之多，伊斯兰教传播之盛是不甚严谨的。用回族的形成这一历史来证明伊斯兰教在当时中国深入发展也是不够科学的。伊斯兰教确为回族的形成奠定了<WP=4>共同心理和信仰的条件，它的中国化巩固了正在形成发展的回回民族共同体，此外，回族的形成也是当时的历史、社会以及元代统治者的政策促成的。回族的伊斯兰教史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主流。而新疆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历史，也是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部分的历史和回族的伊斯兰教史有很大不同。这种区别在元代也有体现。元代伊斯兰教主要是在穆斯林社团内部信奉，并不强制向外传教。但是在新疆地区却是一个例外，蒙古统治者的兼容并包的大宗教政策，加之一些统治集团高层人士把伊斯兰教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重要工具和武器，对伊斯兰教采取倾斜政策，用强迫性的手段传播伊斯兰教，其结果是为伊斯兰教在新疆打败其它宗教势力，扩大传播范围提供了有利条件。“兼容并蓄”是元朝政府治理宗教事务的一个基本原则。元代政府对于伊斯兰教的政策，也建立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之上。从总体上说，元代政权对回回人以及伊斯兰教事务表现出宽待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元代政权重用回回上层人士，给予穆斯林以科举等方面的优待，让回回人在统治机构中担任要职；经济方面，元代给予伊斯兰教宗教人员以赋税等方面的优惠，一些回回商人因为善于理财而被元代统治者选拔为官吏，为之经管财务。这种以商为官的情况，正是元代回回官吏的一大特点。但是，伊斯兰教及其所倡导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一旦和蒙古贵族统治集团利益或传统习俗相悖，就会遭到打击和排挤。元代统治者对蒙古贵族信奉伊斯兰教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们对触犯其尊严的伊斯兰教学者处以严厉的惩罚。一些和蒙古贵族习惯不符的伊斯兰风俗被统治者野蛮压制。对于伊斯兰教变化不定的政策，往往取决于穆斯林官员的势力强弱。民间社会也对伊斯兰教的礼俗存在偏见，以之为异。所以，元统治者对伊斯兰教并无偏爱。他们对伊斯兰教体现出来的宽容和优待，是“教因人贵”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元代穆斯林不仅参加了蒙古人征服中原的战争，为蒙古人统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是元代社会不可小视的群体。和唐宋时期相比，伊斯兰教在元代的发展有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从传播路径上看，伊斯兰教在元代中国的传播基本是靠陆路传播。这个特点说明，伊斯兰教在元代中国的传播，已经进入了“植”的阶段。<WP=5>这反映出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的传播已经不是靠外来的宗教人员来完成了，而是靠中国人，或者说，是已经入了元代中国人户籍的穆斯林来完成的。从政治方面看，伊斯兰教在元代中国的传播出现了政治与宗教传播相辅相成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封建制度空前结合。这种结合既体现在管理制度上，也体现于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群体对元代政治管理的积极参与。从文化角度看，元代伊斯兰教以儒家思想阐释伊斯兰教的倾向明显，充分表现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求发展的特点。不少穆斯林官员倡导儒学，热爱汉族文化。这一时期的穆斯林不仅在思想上表现出明确依附儒学的趋势，而且一些穆斯林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