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一个明显特征--融资高效而运行低效,即“效率悖论”。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以及政府过度干预影响下,公司出现非效率投资行为,不仅使公司价值无法得到提升,同时也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于2006年6月28日发布《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旨在抑制近几年出现的投资、信贷双高位问题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如何抑制国有企业投资过热、非效率投资行为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行为进行了分析。首先,本文在综述国内外学者关于投资效率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分析了非效率投资行为现象,并且选取资产利润率(ROA)等财务指标来考察具有投资增长的国有上市公司,以此证实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存在；其次,以两大投资理论为研究基础,选用三个指标来进一步分析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适用的理论基础；最后,选择495家符合条件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其新增投资支出和过度投资水平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公司治理机制是否影响过度投资行为以及能否对过度投资行为起到抑制作用。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主要为过度投资行为,符合“自由现金流量”理论。 (2) 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以及前5位股东形成的股权制衡能够抑制公司过度投资行为。 (3) 股权激励机制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中尚未见成效,仍值得关注和探讨。 4) 适当减少政府过度干预、确保公司自主经营控制权以及完善法制环境都能对过度投资行为起到抑制作用。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大力发展金融、中介机构来对国有企业持股。 (2) 内外兼治地完善经理人激励与约束机制,减少经理人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3) 形成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牵制机制。 本文的新意在于： (1) 研究数据比较新,信息较及时、可靠,可反映《暂行办法》发布大背景下的实际情况。 (2) 首次选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经理人员持股、政府干涉指数和法制水平来分别代表公司治理因素对公司新增投资和过度投资行为进行回归模型研究。 (3) 本文根据Richardson(2006)对过度投资的定义,通过自建模型首次将过度投资定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