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实力受到严重削弱的英国在对外关系方面采取了丘吉尔提出的以英联邦和英美“特殊关系”为基石的“三环外交”政策,藉以重温昔日大国的荣耀,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最大的作用。此后几届英国政府都继承了丘吉尔的遗产,对方兴未艾的欧洲联合运动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 然而50年代末60年代初,麦克米伦面对的是英国经济状况日趋恶化,英联邦日益松散以及英美“特殊关系”逐渐淡化,“三环”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而欧洲此时已发展成一支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麦克米伦不得不对旧有的外交模式进行调整,对其在全球范围内所承担的广泛义务和“责任”实行收缩,实施对外战略重点面向欧洲的转变。 面对实力下降的现实,麦克米伦采取现实主义的原则,给外忧内困的英国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但他所作的努力没有也不想彻底摆脱“三环外交”的框架。由于与英国利害相关的“三环”依然客观存在,出于对自身利益特殊性考虑,英国无从放弃“三环”。麦克米伦在试图突破英国旧有的外交模式时,仍然兼顾既往的利益关系——对英联邦利益的维护和英美“特殊关系”的追求。由此成为戴高乐法国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理由。 实际上,既要谋求维护和加强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又要同美国建立强有力的关系,希望借此加强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是近50年来英国对外战略所追求的目标。从理论上讲,当今英国外交还是当时丘吉尔所概括的“三环外交”,不过,“三环”各自的比重和内容都已经大有改变。英国仍不能放弃其中一环,又决不能偏执某一环,始终在“三环”之中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