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的中国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文化精英们对女性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救国期待,认为身体强健、有智有识的女性对拯救民族危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兴办女学、创办报刊等方式启蒙女性,试图打破传统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陋习,建立新思想,为中国女性建立“国民之母”“女国民”等新的身份,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因而,妇女报刊便成为他们启蒙女性、重新建立女性社会身份的重要媒介之一。本文以1904年丁初我等人创办的《女子世界》为研究对象,以该杂志设置的传记专栏为中心,分析了其中的中外两类女性形象。一类是沙鲁士格尔垤、美利加阿宾、海丽爱德斐等外国人物形象,她们着重于革命家、慈善家、文学士等社会角色;另一类是以花木兰、梁红玉、红线、聂隐娘的传统女豪杰形象,阐释中国传统女豪杰形象的家国意识与情怀。这些中外女性人物传记中的西方女杰与中国传统女豪杰形象是近代精英知识分子们倡导女子爱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女国民”思想的载体,同时为近代社会以来的中国妇女独立与解放树立了典范。这两类人物形象的刻画体现了创刊者、翻译者和作者所共同提倡的“女国民”和“国民母”思想建构的主旨。它力图以身体强健、精神独立、有智有识、为国献身的女性群体振兴女界,使她们成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均有异于传统女性的新女性。这种社会性别思想推动清末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是对传统知识女性以吟诗作画为自娱手段、远离社会责任的闺秀生活的颠覆。中外女性人物传记在《女子世界》的叙事文学中占据很大的比重和显要的地位。在艺术上,创办者和撰稿人们秉承中国人物传记的写作传统,为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性树碑立传,表现出谱写女性史的魄力。出于启蒙的责任,他们大量著译外国女性传记,更是为确立现代女性形象的知识谱系打开了视野。当然,出于“女国民”形象建构的紧迫性和现实性,这些中外女性人物传记并未完全遵照史实,不仅存在对历史人物的误读,也包含作者“再创造”的成分,真实地体现了近代传记文学中写实与虚构在很大程度上的啮合。由于过高估价了女性人物形象塑造潜在的社会性功能,这群知识精英们力举的这些女性人物形象也是需要辨析和历史性地进行评价。但是,正如《女子世界》的历史功绩不能忽视一样,其传记文学中的中外女性人物形象的思想成就和学术价值是需要得到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阐释的。